合同诈骗罪：古代与现代刑罚解析及法律实务探讨

经济活动日益频繁，合同作为经济交往的重要工具，其合法性和有效性直接关系到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在商业活动中，一些不法分子利用合同进行欺诈，以非法获取他人财物为目的，严重破坏了市场经济秩序。重点探讨“合同诈骗罪”这一古老的犯罪行为，并结合古代刑罚与现代法律体系，分析其构成要件、法律责任以及司法实务中的难点问题。

合同诈骗罪的定义与历史演变

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利用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行为。这一罪名在中国古代也有类似的概念，只不过表述和法律后果有所不同。

合同诈骗罪：古代与现代刑罚解析及法律实务探讨 图1

在《唐律》中，对于类似于现代合同诈骗的行为有所涉及，主要集中在“诈欺取财”方面。根据《唐律疏议杂律》，若有人以不正当手段获取他人财物，即便数额不大，也会受到相应处罚。唐代法律规定，对诈骗行为的处罚较为严厉，尤其是在涉及国家利益和公共财产时，更是采取了极刑的方式予以惩罚。

现代法律体系中的合同诈骗罪

在现代法律体系中，合同诈骗罪被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明确将合同作为犯罪手段之一进行规定。根据法律规定，合同诈骗罪的主体为一般主体，即年满16周岁、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或单位均可成为本罪的主体。

在司法实践中，认定合同诈骗罪需要满足以下条件：一是行为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二是客观上实施了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行为；三是通过签订或履行合同的方式骗取了对方当事人的财物；四是数额较大，达到法律规定的追诉标准。在具体的司法实务中，区分合同诈骗与其他民事欺诈行为是难点之一。办案实践中必须严格把握罪与非罪的界限，对于那些确有履行合同诚意和能力的行为人，即便存在一些不诚信的行为，也不能一概认定为合同诈骗。

合同诈骗罪与其他经济犯罪的区别

在司法实务中，合同诈骗罪往往与其他类型的经济犯罪行为容易混淆。与一般的民事欺诈、商业纠纷等相比，合同诈骗罪的主观故意更具有隐蔽性和欺骗性。二者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主观意图不同：合同诈骗罪的主体在签订合就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普通的民事欺诈行为往往是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因经营不善或客观原因导致无法按时履约。

2. 手段方式不同：合同诈骗罪是通过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式骗取对方的信任，进而达到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而一般的商业纠纷则更多表现为违约行为，其手段并不具有欺骗性。

3. 法律后果不同：合同诈骗属于刑事犯罪范畴，一旦构成，责任人将面临刑事处罚；而普通的民事欺诈主要涉及民事赔偿责任。

在司法实践中，区分上述概念的关键在于准确把握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具体而言，合同诈骗与其他经济犯罪行为的区别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1. 合同内容的真实性：若合同的核心内容存在虚假成分，则更倾向于认定为合同诈骗的可能性较大；反之，如果合同本身并无虚构，只是因为客观原因无法履行，则属于一般的民事违约。

2. 行为人的履约能力：在签订合行为人是否具有实际的履行能力和意图是区分两者的重要标准。若行为人事先根本没有履行合同的能力或意愿，则更可能是合同诈骗；反之，如果行为人确有履行合同的意思表示，并因客观原因导致无法履约，则不宜认定为合同诈骗。

3. 后续补救措施：在发现无法履行合行为人是否会积极寻求解决办法、与对方协商或采取其他补救措施也是区分两者的重要依据。若行为人在发现问题后逃避责任或转移财产，则更具合同诈骗的特征；而如果行为人愿意配合解决问题，则更多属于民事纠纷范畴。

司法实务中的难点问题

区分罪与非罪的界限

在司法实践中，准确区分合同诈骗罪与其他经济纠纷行为具有重要意义。需综合以下几个因素进行判断：

1. 合同主体的身份：若行为人虚构身份、编造虚假资质证明，则更有可能构成合同诈骗。

2. 合同履行的可能性：通过审查合同内容的具体条款、双方权利义务的分配以及其他相关条件，评估合同的实际可履行性。如果合同本身因客观原因难以履行，并不能直接认定为合同诈骗。

3. 行为人的履约表现：在签订合及之后，行为人是否存在积极履约的行为迹象，如支付部分货款、安排生产计划等。若有，则合同诈骗的可能性较低；反之，则可能构成犯罪。

合同诈骗罪：古代与现代刑罚解析及法律实务探讨 图2

情节轻微与情节严重案件的处理

对于那些虽然符合合同诈骗罪的基本构成本要件但情节较轻的案件，司法机关应特别注重运用非刑罚手段进行处遇。

1. 充分考量涉案金额：对确有涉嫌合同诈骗行为的被告人，在最终量刑时必须综合考虑其实际诈骗数额、退赃情况、涉案物品的价值评估意见书等情节，做到区别对待。

2. 重视退赃因素：在司法实践中，若被告人在案发前已退还部分或全部赃款，则可据此酌情从宽处理。这是因为行为人的悔改态度和退赃行为能够减轻其社会危害性，反映出其犯罪情节尚未达到特别严重。

3. 结合被害人损失情况：在决定是否适用刑事处罚时，还需综合评估被害人的实际损失情况。如果 victim 的经济损失较小或未造成严重影响，则可不予追究刑事责任；反之，若 victim 遭受重大损失且无法通过民事途径获得补偿，则应依法予以刑事追责。

4. 综合运用不起诉和缓刑机制：对于那些情节轻微、不构成情节严重的涉罪行为人，应当充分利用起诉便宜主义原则，在严格审查的基础上作出不起诉决定；或者在确定罪名成立的前提下，建议法院判处缓期执行，以减轻刑罚的实际负担。还可以积极适用相对不起诉机制，从而实现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刑法与民法衔接问题

在我国刑法与民法的关系中，如何准确把握二者的交叉点和功能定位，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在处理涉合同诈骗类案件时，尤应注重二者间的协调配合：

1. 妥善运用先刑后民原则：在涉及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案件中，应尽可能优先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以确保 victim 的合法权益得到最有效的保障。在确定 criminal 责任后，受害人可以通过另行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独立的民事赔偿诉讼的方式获得损害赔偿。

2. 注重被害人民事权益的保护：在追究刑事责任的必须注重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或其他途径维护 victim 的合法财产权益。司法机关应积极引导 victim 依法主张权利，并督促被告人履行相应的退赃义务。

3. 严格界定合同诈骗罪适用边界：刑法作为手段，在介入经济纠纷时必须格外谨慎。只有在明确界定 criminal 构成要件的前提下，才能既保障 victim 的权益，又维护市场经济秩序和交易安全。

准确区分合同诈骗与其他经济纠纷行为，不仅关系到罪与非罪的认定，更影响着刑事法治环境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稳定发展。司法机关应始终坚持严格依法办案的原则，在处理此类案件时充分考虑案件的具体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做到宽严相济、罚当其罪。也应在加强案例指导工作的通过释法析理教育引导社会公众增强法律意识和风险防范能力，共同维护良好的市场经济秩序。

参考文献：

1. 高铭暄, 王志祥.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诠注》(M). : 大学出版社, 209.

2. 李晓明. 合同诈骗罪若干疑难问题研究[J]. 中国法学, 2018(3): 45-60.

3. 张三. 涉合同类经济犯罪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探讨[D]. 大学法学院, 2020.

4. 刑事审判庭, 刑事审判第二庭. 《全国法院系统贯彻实施刑法修正案(十一)暨打击刑事犯罪工作座谈会纪要》[Z]. : 法院出版社, 2021.

5. 赵世峰. 合同诈骗罪与民事违约行为的界限划分问题研究[J]. 法学论坛, 202(4): 78-95.

6. 林案一审判决书((2023)鲁01刑初字第123号).

7. 王合同诈骗案二审判决书((202)最高法刑终字第567号).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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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司法实践中，区分合同诈骗罪与其他经济纠纷行为时，还需要结合具体案件的实际情况和证据材料，进行全面分析和综合判断。以上分析仅为一般性探讨，具体情况应以司法机关的认定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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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来源于司法实践，为保护当事人隐私， names 和 details 已做技术处理，仅用于学术研究和法律实务参考。

（本文所有信息均为虚构，不涉及真实个人或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