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刑法第397条：滥用职权罪与玩忽职守罪的司法适用与实践

在中国刑事法律体系中，滥用职权罪和玩忽职守罪是两类重要的渎职犯罪，均规定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这两类犯罪的共同点在于，它们都针对的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履行职责过程中由于主观过错或客观不作为所导致的对公共利益的危害后果。从法律条文解读、司法实践案例分析以及近年来相关案件的发展趋势等方面，系统阐述滥用职权罪与玩忽职守罪的法律适用问题。

滥用职权罪与玩忽职守罪概述

根据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的规定，滥用职权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超越职权范围或故意违反法律法规行使职权，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利益或者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而玩忽职守罪则表现为国家工作人员严重不负责任，不履行或者敷衍塞责地履行职责，导致上述相同后果的发生。

从客观行为来看，滥用职权罪通常表现为积极作为的越轨行为，如违法批销文件、违规行政审批等；玩忽职守罪则是以消极不作为为典型特征，包括对职责范围内的事务放任不管或处理不当。两者的共同之处在于最终导致了严重的社会危害后果。

中国刑法第397条：滥用职权罪与玩忽职守罪的司法适用与实践 图1

主观认知与客观行为

在司法实践中，区分滥用职权罪与玩忽职守罪的关键在于主观心态的不同。滥用职权罪要求行为人具有明知故犯的故意心理态度，即行为人清楚自己的行为违反法律规定或可能产生不利后果，但依然选择实施；而玩忽职守罪则强调的是过失心态，表现为应当预见可能发生的危害结果却因疏忽大意或过于自信未能预见。

在客观方面，滥用职权需要有超越权限范围的违法行为，并且这些行为与实际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而对于玩忽职守，行为人未尽到与其职位相当的注意义务是关键要素。在2019年交通运输厅官员因违规审批长途客运线路导致重大交通事故一案中，法院最终认定其构成滥用职权罪。

社会危害性与罪名适用的选择

在具体案件中，是定滥用职权还是玩忽职守，直接影响到对行为人刑事责任的评价。司法实践中需要综合考察以下几个因素：

1. 主观心态：是否存在故意实施违法行为或仅仅是过失导致结果

2. 客观行为特征：是以积极作为为主还是消极不作为为表现形式

3. 危害后果性质：是特别重大损失还是一般损失

4. 既定的法律评价标准：参考发布的指导性案例和司法解释

刑法第397条：滥用职权罪与玩忽职守罪的司法适用与实践 图2

随着对渎职犯罪打击力度的加大，司法机关在适用这两类罪名时更加注重区分具体案件的细节。在2021年环保局局长因未及时处理工业污染导致周边居民健康受损一案中，法院经过审理认定其构成玩忽职守罪。

司法实践中适用难点及应对措施

理论与实践的分歧

在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对滥用职权罪与玩忽职守罪的界限一直存在争议。特别是在一些介于故意与过失之间的边缘案件中，如何准确判断行为人的主观心态成为难点。

法律适用标准不统一

由于地方司法机关在认定具体事实时可能受制于不同理解，导致同案不同判的现象时有发生。在两起相似的违法土地审批案件中，一审判滥用职权罪，另一审玩忽职守罪。

刑罚裁量幅度宽泛

根据刑法规定，两罪名法定刑均为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但在实际适用中，各地法院的量刑标准存在较大差异。有必要建立统一的量刑指导规范。

案例分析

滥用职权案：规划局局长刘违规审批案

2018年，规划局局长刘在明知房地产开发项目不符合城市规划的情况下，仍然违规签署同意意见，导致该建筑群建设完成后无法通过验收，并造成重全隐患。最终人民法院以滥用职权罪判处刘有期徒刑五年。

玩忽职守案：卫生局局长李履职不力案

2019年，卫生局长李因未对辖区内非法行医行为进行有效监督，导致一名患者因治疗失误死亡。人民法院以玩忽职守罪判处李有期徒刑三年。

典型案例启示

上述两案的办理，体现了司法机关在适用法条时既重视客观事实，也强调主观心里状态。刘案中刘明知故犯，李案中李因过失导致危害结果发生，二者虽均属於国家工作人员不履职务的情况，但所适用罪名和刑罚有明显不同。

近年来的发展趋势

法律法规的完善

2019年《刑法修正案（十一）》出台後，进一步明确了滥用职权罪与玩忽职守罪的适用条件，在定罪量刑方面提供更具操作性的规范。新增对"ǐ公受贿後徇私舞弊"情节加重惩罚的规定。

执法力度的加强

随着反斗争的深入，《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相关 crimes逐渐成为司法机关打击重点。仅2020年，全国法院就审结滥用职权和玩忽职守案件超过15,0件。

司法解释的系统化

和最高人民检察院陆续出台多份司法解释文件，对滥用职权罪与玩忽职守罪的具体适用做出明确规定。《关於办理国家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案件立案标准的通知》。

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所规制的滥用职权罪和玩忽职守罪，是确保国家机关工作的正当性和有效性的重要法$MESSAGE_LENGTH_EXC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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