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主观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法律适用与未成年人案件的特殊考量

“非主观帮助信息网络犯罪”？

在当代互联网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信息网络犯罪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非主观帮助信息网络犯罪”作为一种特殊的参与形式，在司法实践中逐渐凸显其复杂性与挑战性。“非主观帮助”，是指行为人在主观上并不明确知晓其提供帮助的具体上游犯罪性质，但客观上却为其提供了技术支持、支付结算或其他形式的帮助，导致危害结果的发生。

这种行为模式在法律适用中存在显着争议：一方面，传统刑法理论强调主客观相统一原则，要求被告人的主观故意与客观行为相匹配；在网络环境下，由于技术复杂性和信息不对称性，单纯依赖“主观明知”标准可能难以覆盖所有犯罪参与形态。“非主观帮助”作为一类独立的犯罪参与模式，引发了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广泛探讨。

随着网络支付、区块链技术等新兴领域的快速发展，涉及支付结算的帮助行为逐渐成为信息网络犯罪的主要形式之一。以未成年人为例，一些未成年人因法律认知能力有限或受外部诱导，可能在主观上并不清楚其“供卡”（即提供银行卡）行为的实际用途，但却客观上为上游犯罪提供了便利条件。这种现象不仅增加了司法机关的取证难度，也为法律适用带来了新的挑战。

非主观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法律适用与未成年人案件的特殊考量 图1

结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实践案例，重点分析非主观帮助信息网络犯罪的法律适用问题，并探讨在未成年人案件中的特殊考量。

非主观帮助信息网络犯罪的法律界定

根据《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二的规定，“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为其犯罪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管、网络存储、通讯传输等技术支持，或者提供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帮助”，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在司法实践中，如何认定“明知”成为关键问题。

（一）主观明知的认定标准

1. 直接明知：行为人明确知道上游犯罪的具体性质和用途。

2. 推定明知：基于行为人的职业背景、交易方式、获利情况等客观因素，可以合理推断其应当知道上游活动的非法性。

3. 应当知道：即使行为人并不清楚具体细节，但如果根据常理判断，其提供的帮助可能被用于犯罪目的，则需承担相应责任。

（二）非主观帮助的具体表现

在信息网络犯罪中，“非主观帮助”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种形式：

1. 技术支持型：如为游戏代充、网站提供服务器托管等。

2. 支付结算型：通过银行卡或第三方支付平台为上游犯罪资金流转提供便利。

3. 宣传推广型：利用社交媒体或其他渠道为非法活动进行广告宣传。

（三）法律适用中的争议

在司法实践中，对于非主观帮助行为的认定往往存在以下争议：

- 行为人因技术背景或职业限制，无法准确判断上游犯罪性质；

- 上游犯罪的实际用途可能被刻意隐瞒，导致行为人难以获取完整信息；

- 部分行业（如支付平台）存在复杂的监管链条，使得“明知”认定具有模糊性。

未成年人参与信息网络犯罪的特殊性

未成年人因其心智发育尚未成熟，在法律认知和决策能力方面存在一定局限性。这使得他们在参与信息网络犯罪时，往往表现为典型的非主观帮助行为。

（一）未成年人案件中的客观因素

1. 认知能力有限：未成年人对法律风险的认识不足，容易被不法分子利用。

2. 获利驱动：部分未成年人因经济压力或贪图小利，主动参与“供卡”等低门槛犯罪环节。

3. 信息不对称：上游犯罪组织常以“兼职”“赚钱快”等名义掩盖真实用途。

（二）司法实践中的典型案例

在一些已决案件中，未成年人因“非主观帮助”行为被追究刑事责任。

- 某中学学生因将闲置银行卡出售给他人获利，后发现这些卡被用于网络的资金结算，最终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被判处缓刑。

- 一名未成年人通过社交软件接单，为游戏提供代充服务，主观上仅以为是游戏，但客观上为游戏运营提供了资金支持。

（三）法律适用中的特殊考量

对于未成年人参与的非主观帮助行为，司法机关在处理时应充分考虑其特殊性：

1. 从宽处罚原则：根据《刑法》第十七条的规定，未成年人犯罪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

2. 教育为主、惩罚为辅：通过社会调查了解未成年人的成长背景和家庭环境，注重帮教与矫正。

3. 区分情节轻重：对于仅提供基础帮助且未造成严重后果的未成年人，可依法从轻处理；而对于明知故犯或情节恶劣的，则需严格按照法律规定予以惩处。

非主观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法律适用与未成年人案件的特殊考量 图2

“非主观帮助”案件中的证据收集与法律适用

在司法实践中，“非主观帮助”案件的关键在于如何证明行为人的主观认知状态。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一）客观证据的充分性

1. 交易记录：如银行卡流水、支付订单等，可作为判断资金性质的重要依据。

2. 聊天记录：通过、QQ等通讯工具的往来信息，推断行为人是否明知上游犯罪用途。

3. 行业惯例：某些行业的操作模式可能暗示行为人对非法用途的了解。

（二）主观认知的合理推定

在缺乏直接证据的情况下，司法机关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推定行为人的主观认知：

1. 行业风险评估：如支付从业者应知悉“”（即代为结算资金）活动的违法性。

2. 异常交易预警：银行或第三方机构对高风险交易的提示义务。

3. 事前告知义务：上游犯罪组织是否明确向行为人说明了用途。

（三）法律适用时的具体考量

1. 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在量刑时充分考虑行为人的主观恶意程度和客观危害后果。

2. 程序正义与实体公正：确保未成年人的诉讼权利得到保障，避免因案件复杂性导致不公判决。

“非主观帮助信息网络犯罪”作为一个新兴的法律问题，在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中都面临诸多挑战。尤其是在未成年人案件中，如何平衡打击犯罪与保护特殊群体权益的关系尤为重要。

随着技术的发展和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非主观帮助”这一概念在具体适用中的边界将进一步明确。司法机关需要不断加强法律适用能力，确保既不放纵真正的违法犯罪分子，又能给予那些因认知缺陷而误入歧途的未成年人以公正的对待和必要的教育机会。

在互联网法治建设的大背景下，我们期待通过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推动，逐步构建起一套行之有效的法律框架。

（本文所有信息均为虚构，不涉及真实个人或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