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污染环境罪的法律适用与司法实践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成为威胁人民群众健康和国家安全的重大社会公害。为了应对这一挑战，我国法律体系不断完善，逐步加强对环境保护的刑事规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污染环境罪”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并经过多次修正以适应现实需要。围绕该条款的法律适用与司法实践展开探讨，旨在为相关从业者提供参考。

法条沿革：从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到污染环境罪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自197年首次设立环境犯罪相关规定以来，逐步构建了较为完善的环境保护刑事法规体系。第三百三十八条最初规定的是“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并将其适用条件限定为造成重大财产损失或人员伤亡的严重后果。实践中发现这一规定存在适用范围过窄的问题，许多未达到“重大”程度的环境污染行为未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惩治。

2021年，《刑法修正案（八）》对第三百三十八条进行了重要修改，将罪名由“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变更为“污染环境罪”，并显着降低了入刑门槛。新条款不仅删除了原条文中关于排放、倾倒、处置行为对象的限制性表述，还将污染物范围扩大到包括其他有害物质，并引入了“严重污染环境”的模糊描述。这一修改标志着我国在环境保护刑事立法上迈出了重要一步。

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污染环境罪的法律适用与司法实践 图1

2013年，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称《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了“严重污染环境”的认定标准，并列举了应当从重处罚的情形，如后果特别严重、多次实施犯罪行为等。这一文件的出台为司法实践中如何准确适用法律提供了明确指引。

2020年，《刑法修正案（十一）》再次对第三百三十八条进行了小幅修改。这次修改虽然只是文字上的微调，并未实质改变原有规定，但进一步巩固了“污染环境罪”在生态保护领域的重要性。

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的构成要件分析

根据现行法律规定，“污染环境罪”属于结果犯，其基本犯罪构成本质上是故意实施污染环境行为并造成严重后果。该条款适用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一）犯罪客体

第三百三十八条规定的是对国家环境保护制度和人民身体健康权益的侵害，因此其客体包括两个层面：

1. 公共利益：包括影响不特定人或多数人的生活环境质量。

2. 个人权利：如污染行为直接损害了特定个体的身体健康权。

（二）客观方面

该罪的客观要件主要体现为实施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的行为。具体包括以下几种表现形式：

1. 排放：向大气或水体中排放污染物。

2. 倾倒：将危险废物堆放于自然环境或其他场所。

3. 处置：不依法进行无害化处理，随意弃置放射性、有毒有害物质等。

司法实践中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其他有害物质”的认定标准。根据《关于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条款的规定，具有毒害性、腐蚀性、爆炸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性质的物质均可以被界定为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中的“有毒物质”。还包括国家法律法规禁止排放或 disposal 的各种工业废料。

（三）犯罪主体

本罪的主体包括自然人和单位。任何年满16周岁且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个人以及 corporations, 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等组织均可以成为本罪的主体。在司法实践中，往往倾向于追究企业直接责任人及高层管理人员的责任，以强化对企业的监督。

（四）主观方面

本罪要求行为人在主观上必须出于故意。过失导致环境污染一般不构成本罪，除非造成特别严重后果并且依据其他法律规定需承担刑事责任。这里的“故意”并不要求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引发具体危害结果，而是指行为人明知其排放、倾倒或处置的物质可能对环境造成破坏。

司法实践中污染环境罪适用存在的问题

尽管我国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在环境保护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但司法实践中仍面临诸多挑战。

（一）“严重污染环境”的认定标准模糊

法律条文中的“严重污染环境”是一个弹性表述，并未明确列举具体衡量指标。这就使得不同地区的司法机关在适用标准时可能出现差异。同一行为在经济发达地区可能被视为“情节特别恶劣”，而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则可能被认定为一般违法行为。

（二）因果关系证明难度大

在环境污染刑事案件中，要证明污染行为与危害后果之间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往往十分困难。污染物种类复杂、排放过程持续时间长等因素都可能导致因果关系难以准确认定。环境损害结果通常具有滞后性，这进一步增加了举证的难度。

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污染环境罪的法律适用与司法实践 图2

（三）单位犯罪认定不统一

实践中，由于企业及其相关人员在污染行为中的角色和责任划分存在多样性，导致对单位犯罪的认定标准并不完全一致。部分案件中甚至存在将企业视为自然人处理的情况，这对法律适用的统一性造成了一定影响。

（四）环境修复责任追究不足

虽然近年来“修复性司法”理念逐渐被引入环境刑事案件，但修复义务在刑事责任中的地位仍未得到充分重视。许多污染案件仅仅关注于罚款或刑罚的执行，却忽视了对生态环境实际损害的弥补。

加重处罚配置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针对环境保护面临的严峻形势，“史上最严环保法”的出台以及相关法律文件的完善确实有必要进一步加大对环境犯罪行为的刑事打击力度。第三百三十八条规定的刑罚种类包括有期徒、拘役和罚金，并根据情节严重程度设置梯度刑罚。这些规定体现了我国对环境污染的“零容忍”态度。

加重处罚配置具有以下合理性：

1. 弥补现行制度漏洞：部分污染环境行为由于难以直接对应到其他罪名，加重刑罚能够更好地覆盖所有可能的污染形式。

2. 适应现实需要：实践中屡禁不止的环境污染现象表明，经济手段和行政处罚往往不足以起到震慑作用。

3. 维护社会稳定：严重环境污染事件不仅损害人民群众健康，还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影响社会和谐稳定。

4. 推动绿色发展理念落地：加大刑事处罚力度有助于推动企业和个人更加注重绿色生产方式。

未来法律完善的建议

尽管第三百三十八条及相关司法解释已经较为完善，但随着环境保护形势的发展变化，仍有必要进一步健全法律体系。在当前生态文明建设的大背景下，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进：

（一）完善环境犯罪构成要件

可以考虑将“单位犯罪”单独设罪名并在量刑上作出区别对待。明确列举更多属于“有毒物质”的具体内容，减少司法实践中“其他有害物质”的认定模糊性。

（二）丰富责任追究机制

建议在法律中引入“环境污染企业黑名单制度”，对环境犯罪的企业及其实际控制人实施联合惩戒机制。还应明确规定修复令制度，将生态环境修复作为污染行为的必经程序。

（三）加强国际司法

随着全球化进程加快，跨国环境污染问题日益突出。我国可以尝试与其他国家建立更为紧密的法律协作机制，共同打击跨境环境犯罪。

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在环境保护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该条款对惩治环境污染行为、保障人民群众健康权益具有重要意义。但从司法实践的角度来看，如何进一步细化认定标准、统一执法尺度仍是一个需要持续关注的问题。面向应当在生态文明建设的大框架下不断完善相关法律规定，确保法律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通过不断加大对环境犯罪的刑事打击力度，不仅能够有效遏制污染行为的发生，还能推动社会各界更加重视环境保护工作，最终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目标实现。

（本文所有信息均为虚构，不涉及真实个人或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