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时的刑法罪名及其时代适应性探析

过时的刑法罪名是什么？

在现代法治进程中，刑法作为维护社会秩序和保障公民权益的重要工具，必须与时俱进。在我国现行刑法体系中，仍存在一些“过时”的罪名，这些罪名与当代社会的实际需求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脱节。“过时”，并非指其立法初衷不再适用，而是指其在具体适用过程中，难以满足现代社会复变的犯罪形态和司法实践的需求。

“过时”的刑法罪名主要表现为三种情形：一是原有的罪名概念与现实中的违法犯罪行为严重不符；二是原本的罪状描述过于宽泛或狭隘，导致司法实践中难以准确适用；三是部分罪名的设立背景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其存续必要性受到质疑。《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条规定的“窝藏、包庇罪”，是基于传统违法犯罪行为设置的罪名，在面对互联网时代的新型犯罪模式时，已显现出一定的局限性。

通过对现行刑法的梳理，我们可以发现，诸多看似传统的罪名在现实适用中产生了新的适用难题。“传授犯罪方法罪”这一罪名原本针对的是线下实体犯罪，但在网络信息时代，通过网络传播犯罪技巧的行为该如何定性，现有法律框架是否能够涵盖？这些问题凸显出了“过时”的刑法罪名与时代发展的脱节。

过时的刑法罪名及其时代适应性探析 图1

过时的刑法罪名的具体表现

窝藏、包庇罪的适用困境

窝藏、包庇罪是我国《刑法》第三百一十条规定的传统罪名，是指明知是犯罪的人而为其提供隐藏处所、财务或作明等行为。该罪名设立于传统的“人赃并获”执法模式下，在当时的环境下有效打击了共同犯罪。

在互联网时代，犯罪分子可以通过虚拟身份实施犯罪后潜逃至国外，此时原有的窝藏、包庇罪已难以适用。由于窝藏、包庇罪的客观行为要求需要在国内完成，对于跨国境或利用网络技术隐藏行踪的犯罪行为，该罪名无法发挥应有的惩治作用。

另外，现代网络环境下的“技术支持型”犯罪日益增多，一些人通过提供技术支持帮助上游犯罪实施，这些行为是否可以纳入窝藏、包庇罪的范畴，司法实践中存在较大争议。为电信诈骗分子提供网络服务器托管服务的行为，在法律适用上如何与传统意义上的窝藏、包庇罪区分？

传授犯罪方法罪与互联网环境的冲突

传授犯罪方法罪规定于《刑法》第二百九十一条之一，主要针对通过言传身教的方式教授他人实施犯罪。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犯罪方法的传播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在传统环境下，传授犯罪方法需要面对面的教学或书信往来，而在互联网时代，犯罪分子可以通过视频课程、论坛交流等方式远程传授犯罪技巧。这种传播方式的改变使得传统的“传授”概念面临解构。

特别是在利用网络平台批量传授犯罪方法的情况下，如何区分罪与非罪、如何确定教唆者的刑事责任等问题在司法实践中显得尤为棘手。在一些网络培训平台上，有人教授黑客攻击的技术知识，这些行为是否构成刑法意义上的“传授犯罪方法罪”，存在较大的争议。

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的扩展适用

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刑法》第二百八十五条规定）原本针对的是侵入国家事务、国防建设、尖端科技领域的计算机信息系统的违法行为。但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该罪名的适用范围出现了扩趋势。

在互联网时代，许多日常行为可能被认定为“非法入侵”，普通网民未经授权访问个网站后台的行为，可能会被司法机关以该罪定性。这种过于宽泛的适用标准，导致公民正常的信息技术活动面临被刑事追究的风险。

“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罪”与现实中常见的网络犯罪类型已经不完全匹配。在“爬虫”行为日益普遍的情况下，是否构成非法入侵，需要根据具体情况判断，这在实践中容易引发争议。

现实困境的表现形式

罪名概念与现实需求脱节

部分刑法罪名的设立初衷是基于特定历史时期的犯罪现象。在社会经济和技术条件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情况下，这些罪名的概念已无法涵盖新的违法犯罪类型。

过时的刑法罪名及其时代适应性探析 图2

《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规定的“抢劫罪”，其基本犯罪构成是在当场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的方式劫取财物。但在网络环境下出现的“网络诈骗”、“网络敲诈勒索”等新型犯罪行为，是否可以认定为“抢劫罪”的既遂状态？在司法实践中，这类案件往往只能选择其他罪名定性。

罪状描述过于宽泛或狭隘

刑法条文作为一个规范性的文件，必须具有一定的概括性和稳定性。在社会快速变迁的时代背景下，部分刑法罪名的表述方式已经难以适应新形势。

《刑法》第二百四十八条规定的“非法拘禁罪”主要指以押、绑架等方式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行为。但对于当前较为普遍的“网络软禁”现象，即通过恶意软件控制他人设备，进而限制其正常生活的行为，该如何定性？理论界和实务部门对此尚未达成共识。

与国际公约或国内治理需求不兼容

随着我国逐步参与到全球治理中去，部分国内刑法罪名的设置已经不符合国际要求。《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要求各缔约国加强对跨境网络犯罪的打击力度。我国现行刑法体系中对于跨境网络犯罪的具体罪名设置仍显不足。

在反恐、网络安全等领域的国际背景下，部分国内传统罪名与国际社会的认知存在差异，导致法律适用上的不协调。

未来更新的方向

面对上述困境和挑战，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完善我国刑法体系：

对现有罪名进行功能性改造

通过立法解释或司法解释的方式，明确旧有罪名在背景下的适用范围。可以对“窝藏、包庇罪”进行扩展性解释，将跨国境的犯罪窝藏行为纳入其中。

应当注意犯罪构成要件的合理设置。在认定“非法入侵计算机信息系统罪”时，应当区分情节轻重，避免打击面过宽。

创设新型罪名以应对 emerging threats

面对网络诈骗、网络暴力等新型违法犯罪现象，应当考虑增设专门罪名加以规制。可以通过修正案的形式对刑法条文进行补充和完善。

在《刑法修正案(十一)》中已经新增了“妨害安全驾驶罪”、“高空抛物罪”等与人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罪名，这种立法思路值得肯定和延续。

完善法律适用标准

应当通过制定司法解释或发布指导性案例的方式，为司法机关正确适用刑法条文提供指引。在处理网络犯罪案件时，应当注意区分行 vi 和刑事犯罪的界限，避免过度司法介入影响公民合法权益。

应当建立动态化的法律评价机制，及时司法实践经验，适时调整法律规范的设置。

加强国际与国内协调

积极参与国际反恐、打击网络犯罪的规则制定，完善国内法的相关规定。应当注重部门之间的工作协调，打破“信息孤岛”，提高执法效率。

强化法治宣传教育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公民法律意识和网络素养有待进一步提升。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法治宣传教育活动，可以帮助公众更好地理解法律边界，减少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

我国刑法体系的完善是一个持续的过程，需要在实践中不断经验教训。面对新技术革命带来的挑战，立法机关和司法部门应当主动作为，在保持刑法稳定性的基础上，注重回应时代需求。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刑法始终与时俱进，为社会治理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

（本文所有信息均为虚构，不涉及真实个人或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