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刑法定原则与扩大解释：法律适用的边界与限度

在当代中国刑法理论与司法实践中，“罪刑法定”作为一项基本法则是不容置疑的。在具体的案件审理和法律适用过程中，尤其是在面对新型犯罪和社会发展所带来的新问题时，如何准确理解和把握“罪刑法定”的内涵与外延，便成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罪刑法定原则与扩大解释：法律适用的边界与限度 图1

“允许扩大解释吗？”这一问题是对罪刑法定原则在司法实践中运用方式的一种质疑。根据传统的刑法理论，罪刑法定主义以限制国家刑罚权、保障公民权利为基本出发点，要求“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在社会复杂化和法律滞后性所带来的现实困境中，“扩大解释”的问题便自然浮现出来。围绕这一命题展开系统的探讨。

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内涵与适用边界

（一）罪刑法定的理论基础

罪刑法定原则（Principle of legality in criminal law），又称为“法规定罪量刑原则”，是现代刑法的核心原则之一。其基本含义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1. 定性法定：犯罪的构成要件必须由法律明确规定，司法机关不得超出法律规定擅自创设新的犯罪类型。

2. 定量法定：对犯罪行为的具体处罚方式、幅度也必须由法律规定，不能随意加重或减轻刑罚。

这一原则的确立，旨在防止国家刑罚权的滥用，保障公民权利不受无端侵犯。早在罗马法时期，“Nulla poena sine lege”（无法律则无刑罚）的思想便已萌芽；到19世纪刑法理论发展成熟后，罪刑法定主义被系统地确立为一项基本的刑法原则。

（二）罪刑法定的适用范围

根据中国《刑法》第九条的规定：“刑事诉讼法规定负刑事责任的行为，依照法律应当受刑罚处罚的，都必须由法律明文规定。”这一条款明确了罪刑法定在我国的具体适用范围：

1. 积极方面：任何行为如果被认定为犯罪，必须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作为依据。

2. 消极方面：对于未明确规定为犯罪的行为，任何人不得因其受到刑事追究。

需要注意的是，在司法实践中，“法律明文规定”不仅包括文字表述上的明确，还包括通过类比、解释等方式所推导出的内容。这种解释必须严格遵守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要求。

“扩大解释”的概念与争议

（一）“扩大解释”的定义

罪刑法定原则与扩大解释：法律适用的边界与限度 图2

在刑法适用中，“扩大解释”是指司法机关为了适应社会发展和新的案件类型，对法律条文的含义进行扩张性解读。这种解读虽然在形式上仍以法律规定为依据，但放宽了法律适用的条件。

在《刑法》第2条“盗窃罪”的认定中，传统的理解是“秘密窃取他人财物”。但随着社会的发展，扒窃、网络盗窃等新型盗窃手段不断出现，司法实践中便通过对“秘密窃取”这一概念进行扩大解释，将上述行为纳入盗窃罪的适用范围。

（二）对“扩大解释”的争议

围绕“扩大解释”，理论界和实务部门存在较大争议：

1. 支持观点：

- 随着社会的发展，新的犯罪手段和方式不断涌现，若一味恪守字面规定，则可能放纵犯罪或无法有效打击犯罪。

- 通过适度的扩大解释，可以弥补法律滞后性对刑法适应性的负面影响。

2. 反对观点：

- 扩大解释容易突破罪刑法定原则的核心要求，导致“法无明文”的情况被变相突破，危及公民权利的基本保障。

- 在某些情况下，扩大解释可能导致处罚范围的不适当扩张，违背比则（即刑罚与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相当）。

罪刑法定下允许扩大解释的限度

虽然“罪刑法定”要求严格限定刑罚权的适用范围，但在特定条件下，适当地进行扩大解释仍然是必要的。这种“必要性”通常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维护社会秩序的需要

在某些情况下，完全依照字面规定适用刑法，可能导致明显的法律漏洞或社会危害行为得不到及时查处。

在网络犯罪日益猖獗的背景下，《刑法》第286条关于“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的规定显得相对滞后。但通过扩大解释的方式，将攻击他人网站、传播病毒等新型行为纳入此条款的适用范围，便可以在不修改法律的前提下有效打击相关犯罪行为。

（二）比则的要求

比则要求刑事处罚应当与其所针对的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相当。在进行扩大解释时，必须确保刑罚的加重或减轻与行为的实际社会危害程度相匹配。

在认定“敲诈勒索罪”时，若将某些轻微的索财行为纳入该罪名，并判处较重刑罚，则违背了比则的要求。

（三）谦抑原则的确保

谦抑原则要求在适用刑法时应当保持克制，尽可能运用其他手段解决问题。当某种行为可以通过行政处罚或其他非刑罚措施处理时，应尽量避免动用刑罚。

在扩大解释的过程中，必须严格审查是否确实存在需要以刑事手段干预的必要性。

司法实践中扩大解释的条件与限制

为了确保在罪刑法定原则框架下合理运用扩大解释，司法机关应当注意以下几方面的要求：

（一）文本内在逻辑的遵循

任何扩大解释都必须建立在对法律条文本身的准确理解之上。这种理解不仅包括字面含义，还包括立法者意图、法理基础等深层次内容。

在认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时，若将某些新型融资行为纳入该罪名，则需要充分考虑这些行为与传统意义上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共性特征。

（二）司法经验的积累

在扩大解释的过程中，应当尽量参考以往类似案件的裁判标准和司法解释。这既有助于统一法律适用，又可以避免因主观随意而导致的误判。

的《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便通过明确界定相关概念，为下级法院提供了具体的指导。

（三）利益平衡的考量

在进行扩大解释时，应当综合考虑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以及个人权益之间的平衡。任何解释都必须在不损害公民基本权利的前提下进行。

在认定“侵犯商业秘密罪”时，若将某些正当竞争行为纳入犯罪范畴，则可能危及正常的市场秩序和企业创新动力。

域外经验的启示

为了更好地理解和把握扩大解释在罪刑法定原则下的适用限度，我们可以参考域外法系的相关实践：

（一）大陆法系的做法

在法国和德国等大陆法系国家，扩大解释通常被称为“目的性扩张”。这种扩张必须以实现立法者意图为目标，并且不能明显超出法律条文的可能含义。

在德国《刑法》第241条关于“ ??纚诈骗罪”的认定中，司法机关便通过对“ ??纚”这一概念进行扩张解释，将电子汇款等新型支付方式纳入该罪名的适用范围。

（二）英美法系的借鉴

与大陆法系相比，英美法系更强调判例的作用。在处理新型案件时，法官可以通过援引先前判例，逐步拓展相关罪名的适用范围。

这种方法虽然具有较大的灵活性，但也需要严格遵守先例约束原则（Stare Dec），避免因任意扩张而危及法律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

在背景下，社会关系和犯罪形态呈现出日益复杂的趋势。适当运用扩大解释不仅可以弥补法律滞后性的不足，而且有助于维护刑法的适应性和实效性。

这种运用必须严格遵循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在确保不损害公民基本权利的前提下进行。为此，司法机关应当注重以下几点：

1. 加强法理研究：深入挖掘法律条文的内在逻辑和立法宗旨。

2. 统一裁判标准：通过制定司法解释和指导性案例，确保扩大解释的一致性和稳定性。

3. 强化监督机制：建立有效的监督体系，防止因扩大解释而导致的权力滥用。

只有在准确把握法理与实践的基础上，合理运用法律解释技术，才能既保证罪刑法定原则的有效实施，又能适应社会发展对criminal law提出的新要求。

（本文所有信息均为虚构，不涉及真实个人或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