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定的犯罪目的：法益理论与司法实践

在刑法理论中，“法定的犯罪目的”是指行为人在实施犯罪行为时所持有的特定主观意图，这种意图直接决定了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法律评价。在司法实践中，犯罪目的逐渐成为定罪量刑的重要依据之一。尤其是在财产犯罪、暴力犯罪以及涉众型犯罪案件中，犯罪目的与刑法条文之间的关联性备受关注。从法益理论的角度出发，结合具体案例，深入探讨“法定的犯罪目的”的法律内涵及其在司法实践中的应用。

犯罪目的与法益的关系

传统的刑法理论认为，犯罪的本质是对社会法益的侵害。在现代刑法体系中，“犯罪的目的”逐渐被视为影响定罪量刑的重要因素。这一点在德国刑法理论中体现尤为明显。德国学者耶塞克（J?schke）曾指出，许多财产犯罪除了侵犯财产所有人的权益外，还可能破坏特定的社会关系或经济秩序。在这种背景下，犯罪目的便成为了区分不同法律评价的关键。

以抢劫罪为例。在暴力型抢劫中，行为人不仅侵害了被害人的财产权，还对被害人的身体健康造成了伤害。此时，健康权被视为手段性法益，而财产权则是目的性法益。相比之下，在昏醉型抢劫中，行为人通过使受害人处于无意识状态的方式，夺取财产，这种犯罪方式并未对受害人的身体造成实质性伤害。判断行为的性质就必须侧重于主观故意的内容——即行为人为何实施该行为。

法定的犯罪目的：法益理论与司法实践 图1

在司法实践中，区分手段性法益与目的性法益的具体表现形式具有重要意义。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中，如果犯罪嫌疑人主观上是以“筹集资金用于正规经营活动”为目的，则其社会危害程度可能低于以“转移资产、逃避债务”为目的的行为。这种差异化评价直接影响到犯罪定性以及刑罚的轻重。

手段型法益与目的型法益的区分

在具体案件中，准确地区分手段型法益与目的型法益对定罪量刑具有决定性影响。以故意杀人案为例，若行为人是以“杀害特定关系人”为目的实施犯罪，则其罪名自然是故意杀人罪；但如果行为人在实施其他暴力犯罪（如抢劫）过程中，意外导致他人死亡，那么这种情况下，判断行为人是出于何种目的就显得尤为重要。

在司法实践中，如何认定手段性法益与目的性法益的具体表现形式？这个问题关系到案件的定性以及相应的法律后果。在敲诈勒索案件中，如果行为人的主要目的在于非法占有他人财物，那么其行为应被认定为敲诈勒索罪；但如果行为人是以“迫使被害人改变某种行为方式”为目的，则可能被视为威胁、恐吓等违法行为——这种情况下，犯罪目的决定了案件的具体定性。

在共同犯罪案件中，准确界定各自的行为目的是合理划分刑事责任的基础。在案件中，若部分参与者仅负责运输环节而不明知所运输物品的非法性质（如不知道是毒品），则其犯罪目的与明知的参与者会有所不同——这种情况下，认定行为人的主观故意是区分主犯、从犯的关键。

法定的犯罪目的：法益理论与司法实践 图2

罪数形态问题

在司法实践中，“法定的犯罪目的”还直接影响到案件的罪数形态，尤其是涉及重复评价的问题。在抢劫过程中实施杀人行为的情况下，如何在同一犯罪中区分不同的法益侵害结果？

根据“限制从一重罪处罚”的原则，如果 robbery 和故意杀人之间存在手段与目的的关系，则不应对行为人以抢劫罪和故意杀人罪实行并罚。这种做法既符合法律禁止重复评价的原则，也避免了对被告人造成不合理的加重处罚。

在实务操作中，“手段型法益”与“目的型法益”的区分必须建立在充分的证据基础之上。在绑架案件中，行为人是否具有杀害人质的意图、是否需要将绑架作为勒索赎金的手段等事实都需要通过客观证据（如供述笔录、现场遗留物等）来加以认定。

刑罚裁量中的考量因素

在刑罚裁量阶段，“法定的犯罪目的”同样是一个重要的参考因素。一般来说，如果行为人具有特定的目的性故意，则其主观恶性程度较高，应当在幅度上反映出这一差异。在盗窃案件中， 如果行为人是为支付某人生病期间所产生的巨额医疗费用， 其主观恶意可能较之于“惯犯窃取财物满足挥霍需求”者有所区别。

“手段型法益”的评价对量刑也产生重要影响。在非法拘禁案件中，如果行为人是为了索要债务，则其行为性质与单纯为报复伤害他人的行为有所不同——这种差异在实际的量刑过程中需要予以体现。

“法定的犯罪目的”在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中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通过对手段型法益与目的型法益的区分，不仅有助于准确定罪，还能确保量刑合理性。在实务操作中必须注意证据收集的重点方向。对行为人主观故意的认定应当建立在客观、充分的基础之上，防止出现错误评价。

在刑法理论研究方面，需要进一步深化对犯罪目的与法益关系的研究；在司法实践中，则应在统一执法尺度的基础上，注重个案的具体情况，确保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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