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贿罪共同犯罪的认定标准与法律适用

在败斗争不断深入的背景下，行贿罪及其共同犯罪的认定成为司法实践中的重要课题。本文旨在探讨如何准确识别和界定行贿罪共同犯罪行为，明确相关法律规定及司法实践中的注意事项。

行贿罪共同犯罪概述

行贿罪是指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或者其他好处的行为。根据我国《刑法》第3条的规定，行贿罪的主体可以是自然人或单位，主观方面要求行为人具有故意。在司法实践中，行贿罪的共同犯罪问题日益复杂化，不仅涉及个人之间的共谋，还可能牵扯到单位与个人、单位与单位之间的合谋行为。

行贿罪共同犯罪的认定标准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认定行贿罪共同犯罪应当重点考察以下几个方面：

（一）主观方面：共谋意思联络

共同犯罪的核心在于行为人之间存在明确的犯意联络。具体而言，共谋可以是事前约定，也可以是在实施过程中形成的合意。在招投标活动中，某民营企业负责人与多家企业事先达成协议，一致同意通过向评标委员会成员行贿的方式获得竞争优势，这种情况下各家企业及其负责人都构成共同犯罪。

行贿罪共同犯罪的认定标准与法律适用 图1

需要注意的是，共谋并不要求行为人事前必须有明确的分工或具体计划，只要双方对实施行贿行为具有概括性故意即可。在某工程建设项目中，甲公司负责人暗示乙公司提供贿赂，并未明确约定各自的角色和任务，但事后双方均实施了行贿行为，仍应认定为共同犯罪。

（二）客观方面：共同实施或共谋指挥

在共同犯罪中，除了直接实施行贿行为的主犯外，其他参与者可能担任策划、组织、联络等辅助角色。在某商业贿赂案件中，甲作为公司高层决策者，指示部门主管乙联系 intermediaries（中间人）向相关官员行贿，并提供所需资金支持。在此过程中，甲与乙均构成共同犯罪。

还有一种“搭车腐败”现象需要特别关注。这种情况下，主谋最初可能仅打算为自己公司牟利，但在实施过程中逐渐拉拢其他企业或个人参与行贿行为，形成共同犯罪格局。

（三）主体方面：区分自然人与单位犯罪

在认定共同犯罪时，还需要注意区分是自然人之间的共谋还是单位与单位之间、自然人与单位之间的合谋。根据《刑法》第390条的规定，单位行贿罪的处罚标准与个人行贿有所不同。

在某案件中，A公司与B公司达成共识，共同向采购部门负责人行贿以获取订单，这种情况下A公司和B公司均构成单位行贿罪。但如果仅有A公司的个别员工参与，则应认定为个人共同犯罪。

（四）客体方面：统一的贿赂对象

在共同犯罪中，所有参与者针对的是同一受贿人或相关联的多人实施的行贿行为。在某医疗设备采购项目中，多家供应商共同商议后决定向医院院长及其相关人员行贿，最终因该院院长被“双开”而案发。

特殊情形的处理

（一）单位间的共同犯罪

在企业之间合谋实施商业贿赂的情况下，各家企业及其实控人、主要负责人均应承担刑事责任。在某通信设备采购项目中，三家供应商经过协商达成一致，分别向某电信公司高管行贿以确保中标，这种情形下所有参与企业及其相关人员均构成共同犯罪。

（二）个人与单位间的共谋

在某些案件中，自然人可能与单位形成合谋实施行贿行为。某离职公职人员乙与现任职的甲公司勾结，由该公司提供资金支持，利用职权为甲公司谋取利益，并从中非法收受好处费。

司法实践中需注意的问题

（一）区分有组织犯罪与偶合行为

在认定共同犯罪时，必须准确认别是真正的共谋行为还是表面的巧合。在某些招标项目中，多家企业可能表面上采取类似策略，但实际并不存在事先沟通或共谋。

（二）注重间接证据的运用

由于行贿犯罪通常具有隐蔽性，案件办理中需注意收集诸如资金流向、通信记录、证人证言等间接证据来证实共谋事实。在某案件中，检察机关通过调取涉案企业之间的转账凭证和相关人员的通话录音，成功锁定了共同犯罪证据。

（三）严格区分主从犯

在共同犯罪中应当严格区分主犯、从犯，并根据其在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确定相应的法律责任。在某房地产开发项目中，作为实际控制人的甲与部门主管乙商议后实施行贿行为，甲应认定为主犯，而乙则为从犯。

完善建议

（一）健全法律体系

建议在立法层面进一步明确共同犯罪的具体认定标准，增强司法实践中操作的规范性。

行贿罪共同犯罪的认定标准与法律适用 图2

（二）加强案例指导

最高法和最高检应定期发布典型案件裁判文书，为下级法院和检察机关提供参考依据。

（三）强化反腐败宣传教育

通过开展警示教育活动、典型案例宣讲等方式，进一步增强企业和个人的法治意识。

准确认定行贿罪共同犯罪，不仅关系到案件处理的公正性，更对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化反腐败斗争具有重要意义。司法机关应当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的要求，综合考量案件具体情况，确保每一起案件都能经得起法律和历史的检验。

（本文所有信息均为虚构，不涉及真实个人或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