诈骗共同犯罪故意的法律认定与实务研究

在当前的社会经济活动中，诈骗犯罪呈现出团伙化、智能化的趋势，尤其是在网络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诈骗犯罪往往以共同犯罪的形式实施。而在共同犯罪中，“故意”作为主观构成要件，是认定共同犯罪性质和划分刑事责任范围的关键要素。研究“诈骗共同犯罪故意”的法律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从诈骗共同犯罪故意的概念、认定标准、法律适用等方面进行深入分析。

诈骗共同犯罪故意的基本概念

“共同犯罪故意”，是指在共同犯罪中，各行为人基于相互之间的意思联络，共同追求犯罪结果的发生所具有的心理状态。与单独犯罪中的故意相比，共同犯罪故意具有更强的关联性和整体性。具体到诈骗犯罪中，共同犯罪故意不仅要求行为人认识到其行为的性质和后果，还要求其在主观上与他人形成了一定的意思沟通，即明知他人实施诈骗行为，并主动参与或提供帮助。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共同故意”是构成共同犯罪的核心要件。在诈骗共同犯罪中，认定是否存在“故意”，不仅是对各行为人刑事责任定性的基础问题，更直接影响到案件的具体处理结果。

诈骗共同犯罪故意的法律认定与实务研究 图1

诈骗共同犯罪故意的认定标准

（一）主观明知的范围

在诈骗共同犯罪故意的认定过程中，“明知”是核心要素。具体而言，各个参与人员需要对其所参与的行为性质以及行为后果有所认知。这种认知不仅包括对自身行为的认识，还包括对其他共犯成员行为的认识。

1. 内容上的明知：各行为人必须明确知道自己或他人的行为是诈骗性质，并且预见到该行为会导致他人财产损失。

2. 程度上的明知：虽然不要求每个行为人都清楚具体的犯罪手段和细节，但必须至少认识到整体行为的违法性和危害性。

（二）意思联络的形式

共同犯罪故意的形成需要有明确的意思联络。这种联络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是间接的、明示的或者暗示的。

1. 直接联络：如面对面的商议、电话沟通、短信约定等。

2. 间接联络：如通过中间人传递信息，或通过既往的行为模式推断出共同故意的存在。

（三）行为分工的协调性

在诈骗共同犯罪中，各行为人的角色和分工往往是明确且相互配合的。这种分工体现出一种“协作犯”的特征，进一步证明了共同故意的存在。

1. 行动上的统一性：不同行为人按照预定的角色分别实施不同的环节。

2. 目的的一致性：所有参与者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即将被害人财产非法占为己有。

诈骗共同犯罪故意的法律适用

（一）与单独犯罪故意的区别

在司法实践中，诈骗共同犯罪故意与单独犯罪故意的认定容易混淆。主要区别在于：

1. 行为方式：共同犯罪具有分工明确的特点，而单独犯罪则表现为一人独立完成。

2. 主观心态：共同犯罪中存在事先共谋或意思联络，而单独犯罪则是个人独立决策。

（二）对“从犯”或“胁从犯”的影响

在诈骗共同犯罪故意认定的基础上，还需要区分主犯、从犯及胁从犯。根据《刑法》第二十六条至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各参与人员的刑事责任程度取决于其在整个犯罪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1. 主犯：起主要作用的行为人，通常是犯罪的组织者或策划者。

2. 从犯：仅起到辅助作用，如提供技术支持、资金支持等。

3. 胁从犯：被迫参与诈骗活动的行为人，主观故意的程度较低。

司法实务中的难点与应对策略

（一）共同犯罪故意的推定

诈骗共同犯罪故意的法律认定与实务研究 图2

在些案件中，由于证据不足或行为人狡辩，可能导致共同故意难以直接认定。此时需要运用“推定”的方法：

1. 客观事实证明主观心态：通过物证、书证等间接证据来印证行为人的主观故意。

2. 共犯口供的相互印证：充分利用同案犯之间的供述矛盾点或一致性。

（二）法律后果的不同处理

对于诈骗共同犯罪故意的认果，直接影响到各行为人的量刑标准。司法机关应当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综合考虑以下因素：

1. 犯罪金额：根据参与程度确定个人应承担的责任范围。

2. 社会危害性：评估犯罪对被害人、社会秩序的影响程度。

3. 悔罪表现：考察行为人案后的认罪态度和退赔意愿。

诈骗共同犯罪故意的认定是打击此类犯罪活动的关键环节，也是法律实务中的难点问题。在司法实践中，应当严格遵循《刑法》的相关规定，结合案件具体情况，准确把握“主观明知”与“意思联络”的核心要素，确保每一起案件都能得到公正处理。

通过对诈骗共同犯罪故意的深入研究，不仅有助于提高司法机关的办案效率和质量，也为完善相关法律制度提供了理论参考。在打击新型网络诈骗活动的过程中，还需要不断经验，进一步细化认定标准，以应对犯罪手段和技术的不断升级。

（本文所有信息均为虚构，不涉及真实个人或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