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正当防卫司法认定：法益保护与法秩序的确证

正当防卫制度是刑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在于通过允许公民在不法侵害发生时采取必要的防卫行为来维护合法权益。在司法实践中，正当防卫的认定往往面临复杂情境和法律适用难题。我国刑法学界和实务部门对正当防卫制度的关注度不断提升，特别是在“明显超过必要限度”这一认定标准上，引发了广泛讨论。

基于近年来的刑法理论发展及司法实践案例，深入探讨正当防卫的法益保护与法秩序的确证问题，并结合最新学术研究成果，分析当前司法实践中存在的主要争议点及其解决路径。

正当防卫的核心理论框架

正当防卫制度的设计旨在通过允许防卫人对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采取必要措施来维护合法利益。根据我国刑法第二十条规定，正当防卫必须满足以下条件：一是存在现实的不法侵害；二是防卫行为针对的是不法侵害人；三是防卫行为具有紧迫性和必要性；四是防卫强度未超过必要限度且未造成重大损害。

我国正当防卫司法认定：法益保护与法秩序的确证 图1

当前学界对正当防卫制度的关注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如何界定“明显超过必要限度”以及与此相关的“造成重大损害”的判断标准；二是正当防卫与紧急避险之间的区分问题。尤其是随着近年来司法实践中不断出现的疑难案例，这些问题逐渐成为理论研究和实务探讨的重点。

从法理基础来看，正当防卫的正当性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对个人法益的保护，这体现了公民权利不受侵犯的基本原则；二是对社会秩序的确证功能，即通过允许个体采取必要措施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在实际应用中，如何在这些抽象理论之间找到平衡点，却面临着诸多挑战。

司法实践中防卫过当认定的标准

近年来的司法案例表明，正当防卫制度在具体适用过程中存在一定的混乱性。特别是在“明显超过必要限度”的判断上，司法实践往往采取一种事后诸葛亮式的审查方式。在某起故意伤害案中，法院认为防卫人的行为虽然制止了不法侵害，但其造成的损害结果超出了社会公众所能接受的范围，从而认定为防卫过当。

对此，有学者提出批评：将“明显超过必要限度”的判断完全依赖于事后结果而非事中的紧迫性和必要性，不仅违背了正当防卫制度的初衷，也加重了防卫人的责任承担。在实际操作中，这一点会导致防卫人在采取防卫行为时必须具备超常的冷静和理性，而这显然是不符合人性规律的。

从理论层面来看，“明显超过必要限度”的判断标准应当以社会一般人的视角为基础，而非对防卫人提出过高的要求。梁根林教授在其研究中指出，应当综合考虑不法侵害的具体情境、防卫人的认知能力以及行为手段等因素，从而在个案中作出更符合实际的判断。

我国正当防卫司法认定：法益保护与法秩序的确证 图2

在“造成重大损害”的认定上，也需要避免绝对化思维。在一些极端情况下，即使防卫人造成了较为严重的后果，但如果其行为是在极度恐慌和紧迫之下采取的，应当适当减轻其责任承担。

刑法修改与正当防卫制度的发展

针对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我国刑法学界近年来一直在呼吁对正当防卫制度进行完善。特别是2019年发布《关于依法适用正当防卫制度的指导意见》以来，学术界和实务部门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度显着提升。

在具体修改建议方面，有学者提出以下几点：一是应当明确“明显超过必要限度”的判断标准，并尽可能列举一些可操作性的指导原则；二是应当引入比则，要求法院在判断防卫行为是否过当时，必须综合考虑不法侵害的性质、手段、后果以及防卫人采取的具体措施等因素；三是应当进一步强调“紧迫性”这一要件，避免将事后的行为纳入正当防卫的保护范围。

从实践效果来看，这些改革建议已经在部分司法案例中得到了体现。在备受关注的某起故意杀人案中，法院最终认定防卫人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其行为具有高度的紧迫性和必要性，而非单纯追求结果上的对等。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近年来自媒体平台的发展，许多正当防卫案件被广泛传播并引发社会讨论。这一现象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法治观念的普及，但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公众舆论往往会对司法判决产生不当影响，从而干扰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

正当防卫制度的完善是一个需要持续关注和深入研究的问题。一方面，我们需要从理论层面加强对“明显超过必要限度”这一标准的研究，以期形成更具操作性的判断规则；应当通过司法实践积累经验，并推动相关法律条文的修改和完善。

无论如何，正当防卫制度的核心目标在于平衡个人权利与社会秩序之间的关系。只有在法益保护与法秩序的确证之间找到恰当的平衡点，才能真正实现这一制度的价值和功能。

（本文所有信息均为虚构，不涉及真实个人或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