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车事件：正当防卫与过当防卫的法律界定

我国司法实践中频发涉及“正当防卫”的案件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在这些案件中，“是否属于正当防卫”成为争议焦点，尤其是2020年备受关注的于海明案（以下简称“白车事件”）。结合法律理论与实践案例，对“白车是否属于正当防卫行为”进行系统分析。

我们需要明确正当防卫。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条规定：

> 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

“白车事件”：正当防卫与过当防卫的法律界定 图1

正当防卫的具体认定往往较为复杂。尤其是在“白车事件”中，防卫行为与结果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对等”，引发社会各界对于防卫限度、防卫时机等问题的深入探讨。

正当防卫的核心要素分析

在分析“白车是否属于正当防卫行为”之前，我们需要明确构成正当防卫的关键要素：

1. 不法侵害的存在

不法侵害是正当防卫的前提条件。这里的“不法侵害”不仅包括现实的暴力攻击（如打斗、殴打），也包括正在发生的危险行为。在“白车事件”中，于海明所受的伤害虽然较轻，但刘某的追赶和持刀行为已经构成对他的人身安全威胁。

2. 防卫意图的真实性

防卫人必须具有明确的防卫意图，即为了阻止不法侵害的发生或延续而采取行动。这一要素要求防卫人在主观上不存在其他非正当目的。

3. 适度性原则

正当防卫行为的强度应当与不法侵害的程度相当。如果防卫行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则可能构成防卫过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4. 时间条件

防卫必须在不法侵害正在进行时实施。如果不法侵害已经停止，或者不法侵害人已完全丧失继续侵害的能力，防卫人再采取攻击性行为，则可能被视为“事后报复”，而非正当防卫。

以上要素为我们分析“白车事件”提供了基本框架。

“白车事件”的具体分析

根据公开报道，“白车事件”发生在2020年8月24日。大致案情如下：

某日晚间，于海明与刘某因车辆剐蹭问题发生争执。争执过程中，刘某情绪失控，持刀威胁于海明。于海明在抢夺刘某手中的刀时，连刺两刀，导致刘某重伤，经抢救无效死亡。

（一）不法侵害的存在性

在事件发生的初期阶段，刘某确有持刀对他人进行威胁的行为。此时，于海明面临现实的、紧迫的人身安全威胁，符合正当防卫的前提条件。

关键争议点在于：

1. 刘某的持刀行为是否构成“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

2. 于海明在抢夺刀具时采取的反击行为是否过当？

（二）防卫意图的真实性

根据目击证人陈述，于海明在抢夺刘某的刀具时并未表现出明显的还手欲望，其主要目的是夺回工具以自卫。这表明他的行为动机是阻止暴力威胁，而非主动攻击，符合防卫意图的真实性要求。

（三）适度性原则的争议

根据《刑法》规定：

> 防卫过当是指采取的防卫措施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行为。

> 判断是否防卫过当，应当综合考虑不法侵害的性质、手段、强度和危害程度，防卫人的感知，现场环境等因素。

在“白车事件”中，于海明采取了连刺两刀的行为，这一行为方式与刘某的威胁行为形成反差：刘某持刀未造成实际伤害，而于海明的反击却导致刘某死亡。这种“结果严重性”成为判断是否过当的关键因素。

（四）司法认定中的关键点

1. 防卫人感知

由于现场情况复杂，作为防卫人的于海明对威胁程度的主观感受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如果他确信自己的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则其行为可能被认定为正当防卫。

2. 比则

“白车事件”：正当防卫与过当防卫的法律界定 图2

虽然于海明的行为导致刘某死亡，但从事件起因和双方力量对比来看，他的反击行为具有一定的“对等性”。换句话说，面对持刀威胁的极端情境，普通人的反应很可能是采取类似措施。

3. 社会影响与法律效果

该案件的社会关注度高，法院在审理过程中需要综合考虑个案事实与社会公平正义。如果简单以结果为导向作出判决，则可能引发“防卫过当”的误读，进而影响公民正当防卫权的行使。

实践中的启示

通过“白车事件”，我们可以出以下几点对法律实践的启示：

1. 加强法律宣传，明确正当防卫界限

对于普通公民而言，了解正当防卫的具体条件至关重要。司法机关应当通过典型案例宣传，帮助公众正确理解相关法律规定。

2. 注重现场证据的收集与还原

在类似案件中，客观还原案发现场环境、双方行为状态等细节对于准确认定防卫性质具有决定性作用。司法实践中应强化对周边证人的调查，并尽可能利用监控录像等技术手段复原事实真相。

3. 平衡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

审理此类案件时，法院不仅要严格依法判决，还应注重判决的社会影响。通过个案裁判传递“鼓励见义勇为”的积极信号，避免因机械司法引发的社会矛盾。

“白车事件”不仅是一起简单的防卫过当争议案件，更是对我国正当防卫法律制度的一次深刻检验。通过对案情的深入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于海明的行为在主观上具有明显的防卫性质，其后果虽严重但尚在合理限度之内。从法律层面认定其行为为正当防卫是合理的。

这并不意味着公民可以滥用“正当防卫”作为“以暴制暴”的借口。法律对防卫行为的规范与限制体现了对人权的尊重与保护，这需要我们在未来司法实践中继续探索与完善。

（本文所有信息均为虚构，不涉及真实个人或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