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中的假兽药界定：法律与行政法规的差异探讨

随着农业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兽药在畜牧业和农业生产中的作用日益重要。市场中不乏假冒伪劣兽药的存在，这些产品不仅损害了养殖户的利益，还可能对动物健康和食品安全构成威胁。在此背景下，如何准确界定刑法中的“假兽药”概念，便成为司法实践中亟待解决的难题。从法律与行政法规的视角出发，探讨假兽药在不同法域中的界定标准，并分析两者的差异及其对司法实践的影响。

法秩序统一原则与部门法的分工

法秩序统一性原则是现代法治国家的基本准则，其核心在于确保各部门法之间的规范协调一致，为公民提供明确的行为指引。在具体法律实践中，不同部门法的功能定位和保护目标可能存在差异，导致同一术语在不同法域中具有不同的内涵和外延。

以刑法中的“假兽药”为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并未直接对“假兽药”作出定义，而是将其作为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的兜底条款。实践中，“假兽药”的认定往往参考《兽药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这种做法是否符合法秩序统一原则？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1. 保护目标的差异：刑法通过打击犯罪行为，主要着眼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公民权益；而《兽药管理条例》则侧重于规范市场秩序，保障兽药质量和消费者合法权益。

刑法中的假兽药界定：法律与行政法规的差异探讨 图1

2. 认定标准的区别：根据《兽药管理条例》，假兽药是指以非兽药冒充兽药或者以他种兽药冒充此种兽药，以及超过有效期尚属于兽药的制品。而在刑法中，“假兽药”的认定需要结合具体犯罪构成要件，强调其对农业生产和社会安全的危害性。

3. 法律后果的不同：违反《兽药管理条例》的行为可能面临行政处罚，而触犯刑法相关规定则可能导致刑罚制裁。

基于上述差异，在司法实践中应当避免直接将行政法规中的“假兽药”概念套用于刑事犯罪认定，而应根据案件具体情况，结合法律规定和实际危害进行综合判断。

假兽药的界定标准与行政处罚的区别

在行政执法领域，“假兽药”的认定较为明确。根据《兽药管理条例》第47条的规定：“假兽药是指下列产品中的一种或者几种属性或者成分不符的兽药：（一）以非兽用生物制品冒充兽用生物制品的；（二）以他种药品冒充国家规定需要特殊管理的兽药的。”在刑事司法领域，对“假兽药”的认定则需要更加谨慎。

在司法实践中，“假兽药”通常与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相关联。根据《关于办理非法经营食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知是假冒的兽药而予以销售的，构成刑法第140条规定的销售伪劣产品罪。但需要注意的是，在认定“假兽药”时，应当严格按照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不能简单地将行政法规中的概念直接等同于刑法意义上的犯罪对象。

刑法中的假兽药界定：法律与行政法规的差异探讨 图2

“形式假兽药”与刑法认定的分歧

在行政执法实践中，“形式假兽药”是一个常见的概念。这类产品通常是以合法兽药的形式掩盖非法成分或用途的产品。“形式假兽药”的认定对刑事司法具有重要影响，但在司法实践中往往存在以下争议：

1. 定性问题：在某些情况下，“形式假兽药”可能并未对人体健康造成直接危害，或者其危害程度尚未达到刑法规定的入罪标准。这种情况下，是否应当纳入刑事犯罪范畴？

2. 证据认定：在刑事诉讼中，如何准确区分“形式假兽药”与其他普通兽药的界限，需要更加严格的证据审查标准。

3. 法律适用分歧：由于“形式假兽药”的认定涉及专业性强、技术标准复杂的领域，在具体案件办理过程中，往往需要借助专家意见或技术鉴定。这些辅助手段是否足以支撑刑事定罪，则需要结合案件具体情况综合判断。

解决路径与实践建议

1. 健全法律法规：建议在刑法中增设专门条款，明确规定“假兽药”的认定标准和处罚细则，以减少司法实践中适用法律的不确定性。

2. 强化技术支撑：对于涉及“形式假兽药”的案件，应当建立更完善的检测鉴定体系，并充分发挥专家辅助人制度的作用，确保案件定性的准确性。

3. 统一裁判标准：可以通过发布司法解释或指导性案例的方式，明确“假兽药”在不同法域中的认定标准和法律后果差异，为基层法院提供统一的适用依据。

4. 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建立健全两者之间的沟通协调机制，避免出现“以罚代刑”或者“降格处理”的情况。

假兽药问题的妥善处理不仅关系到畜牧业和农业生产的健康发展，更涉及食品安全和公共利益的重要保护。在实际操作中，应当充分理解法律与行政法规之间的分工关系，在坚守法秩序统一原则的基础上，注重 ?法禁止性规范的特殊调整功能。只有这样，才能既有效惩治犯罪，又能保障市场秩序和生产经营者的合法权益。

本文通过对部门法差异的分析，希望能够为司法实践提供有益启发，为假兽药问题的法律适用提供更多可供参考的思路。

（本文所有信息均为虚构，不涉及真实个人或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