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法规能否设立罪名？法律体系的分工与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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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法规是否可以规定罪名”？

在法治国家，法律体系中的各类规范性文件各自承担着不同的功能和作用。宪法、法律、行政法规、规章等都处于法律体系的不同层级中，发挥着各自的效力和约束力。而“罪名”则是与刑事责任密切相关的概念，一般由刑法规定。那么问题来了：行政法规是否可以规定罪名？这样的规定在法律框架内是否有其存在的空间？

从表面上看，这种提问可能容易引起混淆，因为很多人可能会认为，“规定罪名”是刑法的职责，而行政法规的作用在于规范行政管理和行政处罚等事项。在中国的法律体系中，这个问题却隐藏着更深层次的法理争议，涉及法律体系之间的分工与权限问题。

行政法规能否设立罪名？法律体系的分工与界限 图1

接下来，我们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系统论述：

1. 行政法规的性质及其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

2. 罪名规定的法律属性和立法主体资格；

3. 当前法律实践中关于行政法规能否设立罪名的具体案例及司法态度；

4. 从法理学角度分析权力制衡与法律职能分工的深层次思考。

通过对这些方面的深入探讨，我们将逐步揭示出这一重要问题的答案。

行政法规的性质及其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

我们需要明确一个基本概念：“行政法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立法法》，行政法规是由制定的规范性文件，用以具体实施和法律。其效力仅次于和法律，高于地方性法规、规章等其他规范性文件。

在内容上，行政法规主要涉及国家行政管理活动中的各项事项，包括但不限于经济、教育、科技、卫生、文化、城市建设等方面。与之相对的是，地方性法规是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仅在特定区域内有效。

那么问题来了：行政法规能否规定犯罪构成要件？或者说，是否可以通过行政法规的形式为种行为设定“罪名”？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罪名”是刑法术语，系指对具体犯罪行为的定性。根据中国的法律体系分工，只有及其常务委员会（即国家立法机关）有权制定和刑法，明确具体的犯罪与刑罚规定。其他任何机构和规范性文件，包括制定的行政法规在内，均无权设立新的罪名或改变现行罪名的规定。

在司法实践中，确实存在行政法规与刑事法律交叉适用的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中就明确规定了生产、销售假药的行为是犯罪行为，并将相关处罚条款直接指向刑法的具体条文。这种情况下需要注意的是，并非行政法规本身在设立“罪名”，而是其内容直接指向刑法的相关规定，明确了种行为性质的违法性和应受刑罚处罚性。

罪名规定的法律属性和立法主体资格

接下来，我们从法理学的角度深入分析一下“罪名”这一概念的法律属性及其设立主体资格问题。

“罪名”的确立属于刑事法定原则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8条的规定，“犯罪”是违反法律规定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其核心特征在于：

1. 法律明确性：犯罪必须由现行法律明确规定，不存在法律规定的“口袋罪”。

2. 国家专属性：只有国家立法机关有权规定犯罪及其相应的刑罚后果。

在这里，我们必须注意到一个关键词：“制定和刑法的基本权限属于立法机关。” 根据《》第62条、第89条的规定，及其常务委员会是唯一有权制定基本法律的主体，其中自然包括刑法。

相比之下，行政法规作为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在其效力等级和调整范围上都与法律存在显着差别。理论上讲，行政法规只能在和法律框架内细化具体规定，而不能突破立法机关确立的基本原则和制度。从逻辑上说，行政法规并不具备设立罪名的能力，也无权改变或创设新的刑法条文。

行政法规能否设立罪名？法律体系的分工与界限 图2

但是现实中，我们又该如何理解那些与刑事法律具有密切关联的行政法规呢？《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就包含了对交通肇事行为的刑事处罚规定。这种情形下，是否可以认为是行政法规“间接”涉及了犯罪的认定？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明确一点：在法律效力上，《道路交通安全法》作为行政法规，其内容是与刑法相衔接，而非独立设立新的罪名。这类规定的本质是明确了一具体违法行为的刑事违法性质，并将其纳入刑法的相关条文之中。

换句话说，这种“规定”本质上是一种法律适用上的指引或衔接，而不是创设新的罪名种类。这体现了立法活动中的分工协作关系：

1. 立法机关（及其会）负责制定基础性、全局性的法律文件，包括刑法、民法典等基本法律；

2. 行政机关通过制定行政法规、规章等方式，对法律规定的具体执行方式进行细化和补充。

这种分工明确的立法体制，既体现了权力制衡的原则，也符合现代法治国家对法律体系专业化的普遍要求。

当前法律实践中关于行政法规能否设立罪名的具体案例及司法态度

接下来，我们通过几个实际案例来看看司法实践中的具体处理方式，从而验证上述理论分析的合理性和正确性。

案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罚法》

《治安罚法》作为我国部以行政法规形式发布的治安管理基本法律，在2012年被会通过并正式颁布。该法中明确规定了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种类及其处罚措施，但需要注意的是，尽管其内容涉及大量行政处罚条款，却未直接设立新的刑事罪名。

在司法实践中，如果人因违反《治安罚法》的具体规定而构成犯罪，则需要进一步依照刑法的相关条款进行定性和处理。根据该法第23条至第26条的规定，盗窃、诈骗、抢夺、敲诈勒索等行为可以被认定为违法犯罪行为，但如果情节严重达到一定标准（如数额较大或后果严重），则会被直接认定为相应的刑事犯罪。

案例二：《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

在这一领域，《野生动物保护法》就明确规定了违法捕猎、交易野生动物的法律责任。对情节特别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明确指向了刑法的相关规定（如《刑法》第341条关于非法狩猎罪、非法经营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的规定）。

这里的关键在于，虽然行政法规中包含了对种行为刑事处罚的规定，但这种规定并不是在“设立”新的罪名，而是在进一步强调相关行为的性质及其法律后果。在司法裁判过程中，并不会将这些条款视为独立的犯罪类型，而是从属于已有的刑法规定。

司法态度：始终坚持“罪刑法定原则”

从司法实践来看，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始终强调要严格遵循“罪刑法定原则”，即不得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前提下，对公民实施刑事处罚。这一原则的确立，既体现了法律的严肃性，也保护了公民的基本权利。

在2015年《公报》中发布的案例中，法院明确指出：“尽管行政法规中包含了相关行为的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规定，但必须注意到该法并未独立设立新的罪名。对于一具体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的判断，仍需依照现行刑法的具体条文进行认定。”

这一司法态度表明，在立法权限和技术处理上，司法机关始终坚持将“罪名设定权”归属于立法机关（及其会），而不会因行政法规中的相关条款而改变这一根本原则。

从法理学角度分析权力制衡与法律职能分工的深层次思考

通过对上述问题的深入探讨，我们需要进一步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权力制衡与法律体系的内在逻辑。

在的体制中，“立法权”是国家权力分配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第5条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的是法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这一原则的实现，有赖于不同国家机关在法律制定、执行和监督过程中的分工协作。

在这里，我们需要特别强调“三权分立”思想对现代法治国家的影响。尽管在的体制中，“三权分立”不是一项明确的原则，但权力制衡的理念依然贯穿于整个法律体系之中：

1. 立法机关负责制定法律，规定公民权利和义务的基本框架（包括犯罪与刑罚）；

2. 行政机关负责法律的具体执行，并通过制定行政法规等规范性文件对法律规定进行细化补充；

3. 司法机关则在个案处理中解释法律，确保权力的正确行使。

在这一逻辑下，“罪名”的设立和属于立法机关的核心职能，这是由“法”的严肃性和权威性所决定的。如果将这项权力赋予行政机关（即通过行政法规的形式设立新的罪名），不仅会破坏法律体系的严谨性，也会导致公民权利缺乏明确保障的风险。

换句话说，这种分工体现了对国家权力的信任限制和制衡机制，确保任何单一机构都不会滥用其权力干预公民的基本权利。“行政法规不能设立罪名”这一原则，是对国家权力分立与制衡原则的具体体现。

法律体系的内在逻辑与发展

通过对上述问题的系统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

1. 从立法权限的角度来看：根据和刑法的规定，罪名的设立必须由及其常务委员会完成。其他任何机构，包括制定的行政法规在内，均无权设立新的罪名或改变现行罪名的构成要件。

2. 从法律体系分工的角度来看：的法律体系强调不同机关之间的职能划分和权力制衡原则（尽管不以“三权分立”为明文规定）。立法、行司法三个部门各司其职，确保公民权利和法律秩序的有效维护。这种内在逻辑是现代法治国家的普遍要求。

3. 从法理学的角度来看：将罪名设立权限定于立法机关，是确保法律统一性和稳定性的根本保证。这也体现了对公民权利的基本尊重——只有当一行为明确被法律规定为犯罪时，国家才能对其进行刑事处罚。

4. 从实际案例和司法态度来看：无论是行政法规中的规定，还是司法机关的具体裁判，都始终坚持“罪刑法定原则”，不得超越法律的明确规定。这一点在《公报》中所发布的案例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行政法规不能设立罪名这一是建立在和刑法的规定、法律体系内在逻辑、权力制衡理念以及司法实践的态度的基础上的。这种设计确保了国家法治的严肃性、统一性和可性，对于维护社会秩序和个利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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