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害人自陷风险的归责原则及其法律适用

随着社会复杂化程度的不断提高，被害人在犯罪过程中的行为逐渐成为了影响刑事责任的重要因素。特别是在故意伤害、交通肇事等刑事案件中，被害人的行为往往会对案件的定性和责任划分产生重要影响。在此背景下，“被害人自陷风险”的理论研究和法律实践逐渐成为刑法学界关注的重点领域。

“被害人自陷风险”是指被害人基于自身意志或外部环境的影响，主动参与或放任危险的发生，并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损害结果的现象。这一概念最早可追溯至日本学者的理论探讨，但在我国刑法理论中，对该问题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晚。结合近年来我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就“被害人自陷风险的归责原则”展开深入探讨。

被害人自陷风险的理论发展

在德日刑法理论中，“被害人自陷风险”主要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参与他人危险化（或称为“自我危险化的参与”），另一种是同意他人危害化（或称为“基于合意的他者危险化”）。对此，我国学者张明楷提出了不同于通说观点的见解。

根据张明楷的观点，“被害人自陷风险”的核心在于对行为人不法事实的排除效力。如果能够认定被害人的行为属于自我危险化的参与，则可以阻却构成要件该当性；但如果被害人是基于合意同意他人危害化，则在大多数情况下不能排除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如果能够进一步证明被害人处于间接正犯的地位，则其本身也不成立犯罪。

被害人自陷风险的归责原则及其法律适用 图1

相比之下，江溯则更倾向于对“被害人自陷风险”的统一评价。他认为，在区分被害人自陷风险两种类型的做法既无充足的正当性依据，也缺乏明确的区分标准的情况下，应当承认两种类型的被害人都有排除行为人不法事实的效力，并探讨其正当化根据。

我国学者在“被害人自陷风险”理论研究方面取得了显着进展。一方面，“向上求”的研究模式得到了进一步深化；“向下求”的应用研究也在逐步展开。特别是在《刑法修正案（十一）》出台后，关于醉驾、危险驾驶等罪名的法律适用问题，都与“被害人自陷风险”的归责原则有着密切联系。

“被害人自陷风险”的类型与标准

在实际案件中，“被害人自陷风险”主要体现在参与他人危险化和同意他人危害化两种情形。

被害人自陷风险的归责原则及其法律适用 图2

1. 参与他人危险化：是指被害人在明知或应知某项行为存在风险的情况下，仍然主动参与并最终导致损害结果的发生。被害人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承担了引发危害后果的责任。

2. 同意他人危害化：则是指被害人明确表示或默示接受他人可能对其造成伤害的行为方式。这种情形通常需要结合具体情境进行分析，尤其是要考虑被害人的意思表示是否真实、自愿。

张明楷提出的分类标准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他认为，区分这两种类型的关键在于对损害结果的“支配权”归属。具体而言：

如果 victims 的行为属于“自我危险化的参与”，则应认定其对损害结果具有某种程度上的支配权。

如果 victims 的行为属于“同意他人危害化”，则通常不能认定其具备对损害结果的支配权。

这一划分方式不仅弥补了传统分类方法的缺陷，也为司法实践提供了更为明确的裁判依据。

“被害人自陷风险”与法律适用

在《刑法修正案（十一）》出台之前，“被害人自陷风险”的理论研究多集中于基础理论层面。而新法的实施，则为这一理论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素材和新的研究视角。

以第134条之一关于危险驾驶罪的规定为例，该条款将“醉驾”行为明确纳入刑事打击范围。在具体适用过程中，“被害人自陷风险”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 过失犯罪中的表现：对于过失致人重伤或者死亡案件，如果 victims 的行为属于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则其行为同样应当作为认定被告人责任的重要依据。

2. 共同犯罪中的作用：在共同犯罪案件中，如果 victims 参与了“危险驾驶”行为，那么需要进一步分析其参与程度和具体角色，以便准确划分各方责任。

在一起醉驾肇事案中，如果受害人明知驾驶员已经处于醉酒状态仍选择搭乘，则需要综合考量其主观意图和客观行为对事故结果的影响程度。在某些情况下，受害人的冒险行为可能会被认定为“自陷风险”，从而对驾驶者的过重责任产生一定影响。

通过对“被害人自陷风险”的归责原则进行系统梳理可以发现，这一理论的研究和发展对于完善我国刑法体系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丰富了刑事责任的判定标准，也为司法实践提供了新的思考维度。

我们也需要看到，当前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相关研究多集中于理论探讨，而对具体法律适用的研究仍显薄弱；不同类型案件中“被害人自陷风险”的认定标准尚未完全统一。

我们需要进一步加强对“被害人自陷风险”相关条款的司法解释工作，并针对不同类型的犯罪（如交通肇事、医疗损害等）制定更为明确的操作指引。只有这样，才能确保理论研究真正服务于实践需要，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本文所有信息均为虚构，不涉及真实个人或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