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忽职守罪与滥用职权罪：法律实践中谁的严重性更高？

在司法实践中，"玩忽职守罪"与"滥用职权罪"是两类常见的职务犯罪，其危害性均在于国家工作人员对公职权力的不当行使。尽管两者皆属于渎职犯罪范畴，但在具体构成要件、行为方式及其社会危害性方面存在显着差异。基于现行法律体系及司法实践，深入探讨玩忽职守罪与滥用职权罪在法律适用中的区别，以及实践中如何判断两者的严重程度。

玩忽职守罪的概念与构成要件

玩忽职守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不履行职责或不认真履行职责，导致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其行为特征表现为对工作敷衍了事、不负责任，具体表现形式包括擅离职守、推诿扯皮等。根据《刑法》第397条的规定，玩忽职守罪的构成要件如下：

1. 主体要件：本罪的犯罪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

2. 主观要件：行为人出于过失或者故意的心理状态。

玩忽职守罪与滥用职权罪：法律实践中谁的严重性更高？ 图1

3. 客观要件：表现为不履行或不认真履行职责的行为。

4. 后果要件：必须造成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的重大损失。

从法律条文来看，玩忽职守罪的处罚力度在一定程度上弱于滥用职权罪，主要体现在其法定刑罚幅度较低。根据《刑法》第397条的规定，犯本罪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滥用职权罪的概念与构成要件

滥用职权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超越职权范围或者擅离职守行使权力，导致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其行为特征表现为对公职权力的"积极"滥用，如越权审批、违规决策等。

依据《刑法》第397条的规定，滥用职权罪的构成要件主要包括：

1. 主体要件：同样要求为国家工作人员。

2. 主观要件：通常出于故意的心理状态。

3. 客观要件：表现为超越职权范围或者擅离职守行使权力的行为。

4. 后果要件：必须造成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的重大损失。

在刑罚设置上，滥用职权罪与玩忽职守罪一致，均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在司法实践中，滥用职权罪往往被认为具有较高的社会危害性。

两者的区别与比较

从法律条文规定来看，两者的主要区别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行为方式不同：玩忽职守表现为"消极不作为"，而滥用职权则体现为"积极乱作为"。

2. 主观心理状态差异：玩忽职守一般基于过失或者间接故意，而滥用职权往往出于直接故意。

3. 危害性表现形式：玩忽职守导致的损失通常是由于不作为引发的自然后果；滥用职权则可能通过错误决策、违规操作等方式人为扩大损失范围。

玩忽职守罪与滥用职权罪：法律实践中谁的严重性更高？ 图2

在具体定性中，司法机关需要根据案件具体情况综合判断。如果国家工作人员既存在滥用职权的行为，又存在玩忽职守的情形，则应当从一重罪论处。

实践中如何判断严重性

在法律适用过程中，确定两者的相对严重性可以从以下几个维度进行考量：

1. 后果的严重程度：是否造成特别重大损失。

2. 主观恶性程度：直接故意与间接故意的区分。

3. 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对公共利益的影响范围。

4. 既遂形态：是否已经造成了实际损失。

以司法实践中的案例为例，国家工作人员在招商引资过程中，违反规定擅自批准优惠政策，最终导致巨额国有资产流失。这种行为不仅符合滥用职权罪的构成要件，在社会危害性上也明显大于一般性的玩忽职守行为。

两者的竞合与选择

在些案件中，可能存在玩忽职守罪与滥用职权罪的竞合情形。国家工作人员既存在不认真履行职责的行为，又超越职权范围作出错误决策。此时应当依照"从一重罪论处"的原则处理。

具体适用时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1. 单一犯罪的认定：如果行为符合一个罪的构成要件，应优先定性为该罪。

2. 竞合情形下的选择：需综合考虑主观故意、客观后果等因素。

3. 注意区别定性：在具体案件中不能简单地以"情节"轻重来决定定性。

典型案例分析

案例一：

税务所所长李，在企业申报税收优惠政策时，未认真审核材料，致使多家企业违规享受税收优惠，造成国家财政损失达50万元。法院认定其构成玩忽职守罪，并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案例二：

局长张，为政商关系网开方便之门，在明知公司存在重大环境污染隐患的情况下，违规批准其经营许可，最终导致严重环境污染事故。法院以滥用职权罪定罪，判处张有期徒刑六年。

从上述案例在造成相同程度损失的情况下，滥用职权罪的处罚力度明显高于玩忽职守罪。这主要是因为滥用职权行为反映了更为严重的主观恶性，在客观方面更容易引发难以预料的危害后果。

玩忽职守罪与滥用职权罪作为职务犯罪中的两大类型，在法律适用中既有明确的区别，又存在一定的竞合空间。准确区分两者的界限，不仅关系到案件定性问题，更影响着对犯罪分子的刑罚裁量。

在司法实践中，应当严格按照刑法规定和相关司法解释进行操作，注重主客观相统一的定罪原则，避免因简单比较"后果严重程度"而导致的定性偏差。也要通过司法实践不断完善两者的适用标准，确保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本文所有信息均为虚构，不涉及真实个人或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