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讼欺诈与诈骗罪的法律界限及司法实践探讨

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不断完善，民事诉讼活动日益频繁，但与此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诉讼程序的漏洞，在民事诉讼中实施欺诈行为，严重损害了社会公平正义和司法权威。对于此类诉讼欺诈行为是否构成诈骗罪，理论界和实务部门存在较大争议。结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司法实践，探讨诉讼欺诈与诈骗罪之间的法律界限。

诉讼欺诈的概念及表现形式

诉讼欺诈是指行为人在民事诉讼过程中，通过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式，意图骗取法院的裁判文书或执行款项，从而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行为。其主要表现形式包括：伪造合同、捏造债务关系、虚报损害结果等。这些行为往往具有高度的隐蔽性和迷惑性。

从司法实践来看，诉讼欺诈行为通常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 虚构法律关系：行为人通过编造虚假的借贷关系、买卖合同等方式，向法院提起诉讼。

诉讼欺诈与诈骗罪的法律界限及司法实践探讨 图1

2. 伪造证据材料：利用变造的票据、虚假的证人证言或其他文书，企图误导法官作出有利于自己的裁判。

3. 滥用诉权：频繁提起诉讼或滥用执行程序，以达到非法占有他人财产的目的。

这些行为不仅侵害了他人的财产权益，还严重扰乱了正常的司法秩序。但由于现行法律对“诉讼欺诈”并没有单独的罪名规定，导致对其定性的争议颇多。

理论界关于诉讼欺诈是否构成诈骗罪的主要观点

对于诉讼欺诈是否构成诈骗罪的问题，理论界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

（一）无罪说：基于行为主体和危害后果的不同

持无罪说的学者认为， fraudulent litigation behavior不构成诈骗罪的主要理由在于：

1. 行为对象不同：诈骗罪要求行为人直接欺骗被害人，使其“自愿”交付财物。而诉讼欺诈的行为对象是法院这一司法机关，并非直接指向被害人。

2. 客体侵害差异：诉讼欺诈主要侵犯的是民事诉讼程序的正常秩序，而非被害人的财产权益。

3. 法律依据缺失：现行《刑法》并未将诉讼欺诈单独列为犯罪类型，《民诉法》虽然规定了妨害民事诉讼的行为，但仅限于罚款、拘留等司法处罚措施。

诉讼欺诈与诈骗罪的法律界限及司法实践探讨 图2

在相关批复中也曾明确指出，对于通过伪造据骗取法院裁判的行为，应当由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处理，不宜直接追究刑事责任。

（二）有罪说：主张适用敲诈勒索罪或普通诈骗罪的构成要件

与无罪说相对应的是有罪说。主张有罪说的观点认为：

1. 符合敲诈勒索罪的构成要件：诉讼欺诈行为人通过威胁、讹诈等方式，迫使对方交付财物，完全符合敲诈勒索罪的犯罪特征。

2. 普通诈骗罪的可能性：尽管诉讼欺诈的行为对象是法院，但其最终目的仍是非法占有他人财产。如果能明被害人是在“自愿”情况下履行裁判文书确定的义务，则可能构成诈骗罪。

这种观点在司法实践中也有一定支持基础。在一些案件中，行为人通过伪造据获得胜诉判决后，实际骗取了被害人的财物，法院往往会以诈骗罪或敲诈勒索罪定性处理。

现行法律框架下的司法实践

（一）的相关规定

根据《关于适用的解释》，对于虚假陈述、伪造据等妨害民事诉讼的行为，法院可以采取罚款、拘留等措施；如果情节严重，则可能构成妨碍司法活动罪（《刑法》第三百零九条）。但上述规定仅为程序性处罚，并未涉及实体刑罚。

（二）典型案例及裁判思路

司法实践中，曾审理过多起类似案件。

1. 公司诉张民间借贷纠纷案：被告张伪造借据提起诉讼，企图骗取原告财物。法院最终认定其行为属于妨害民事诉讼行为，对其作出罚款和拘留决定。

2. 李与王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李通过编造虚买卖合同和转账记录，获得法院判决支持。后被发现系虚构事实，最终以诈骗罪定性处理。

司法实践中对诉讼欺诈的定性往往取决于案件的具体情节，特别是行为人是否实际骗取了被害人的财物。

（三）法律适用难点与争议

尽管部分案例中法院倾向于将诉讼欺诈行为认定为敲诈勒索或诈骗罪，但仍存在以下难题：

因果关系的认定：如何明被害人的财产损失与行为人的欺诈行为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

主观故意的判断：是否需要明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明确意图？

这些问题的存在，导致司法实践中对诉讼欺诈行为的定性仍然缺乏统一标准。

完善相关法律制度的建议

针对当前存在的争议和难点，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增设“虚假诉讼罪”为特别规定

建议在《刑法》中新增“虚假诉讼罪”，明确规定其构成要件和刑罚后果。这不仅有助于统一司法裁判尺度，还能更有效地打击违法行为。

（二）加强民事诉讼程序中的据审查机制

法院应当建立更加严格的据审核标准，在受理案件时对可能存在虚假诉讼风险的案件进行重点筛查，避免因程序疏漏导致错误判决。

（三）强化刑民衔接机制

在审理民事案件过程中，发现可能涉及刑事犯罪线索的，应及时移送机关处理。建立定期沟通协调机制，确保刑民案件的协同理。

诉讼欺诈行为对司法公正和当事人权益造成的损害不容忽视。尽管理论界和实务部门在定性上存在分歧，但可以明确的是，打击这一类违法行为必须依靠法律制度的完善和司法实践的深化。我们应当从立法和司法两个层面入手，进一步明确相关法律责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和司法权威。

（本文所有信息均为虚构，不涉及真实个人或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