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务合同中的不安抗辩权：行使条件与法律适用分析

在现代市场经济活动中，双务合同是商业交易中最普遍的一种合同形式。双务合同，是指双方当事人互为债务人和债权人的合同关系，即一方须向另一方履行特定的给付义务，另一方也负有对等的给付义务。在这类合同中，先履行义务的一方往往处于较为不利的地位，因为他们需要在对方尚未履行义务之前先行付出相应的代价。这种情况下，如果后履行义务的一方出现不能履行债务的风险，先履行一方如何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便成为一个重要的法律问题。

为了平衡双方当事人的利益，并保护正常的市场交易秩序，我国《合同法》第六十八条规定了不安抗辩权制度。这一制度的核心在于赋予先履行义务的一方在后履行方存在不能履行债务的现实危险时，中止履行自己义务的权利，从而避免因对方的履约风险而导致己方遭受损失。从法律条文、实践案例和学术研究等多个维度对不安抗辩权的行使条件与法律适用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不安抗辩权的基本概念与发展

不安抗辩权（English: "Right of不安抗辩"），又称为“先履行抗辩”，是指双务合同中，先履行义务的一方在后履行方有丧失或可能丧失履行债务能力的情形时，可以暂时中止履行自己的义务。这项权利旨在保护先履行一方免受因后履行方违约而造成的损害，也为后履行方提供了恢复信任和履约能力的机会。

双务合同中的不安抗辩权：行使条件与法律适用分析 图1

不安抗辩权制度起源于罗马法中的“合同保全”原则（如praescriptio和actio Pauliana），其核心目的是为了防止一方因债务人财产状况恶化或信用风险增加而导致的损失。经过的发展，当代大陆法系国家的民法典中多设有类似规定，《德国民法典》第3条、《日本民法典》第507条以及我国地区的“民法”相关规定。

在我国，《合同法》第六十八条明确规定了不安抗辩权的行使条件，并通过司法解释为这一制度的具体适用提供了进一步指导。在《民事案件案由规定（2021年修订）》中也将不安抗辩权纠纷作为的一级案由，体现了我国法律对该问题的关注与重视。

不安抗辩权的行使条件分析

根据《合同法》第六十八条的规定，不安抗辩权的行使需满足以下三个构成要件：

1. 双务合同关系的存在

不安抗辩权仅适用于双务合同。在单务合同中（如赠与合同），只存在一方履行义务而另一方无需对等给付的情形，因此不存在后履行方的风险敞口问题。

典型案例分析：

某公司A与某公司B签订了一份长期供应协议，约定A定期向B提供原材料，B则需按月支付货款。在双务合同关系下，若B的财务状况突然恶化，被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则A可以行使不安抗辩权，中止履行供货义务。

2. 后履行方有丧失或可能丧失履行债务能力的情形

双务合同中的不安抗辩权：行使条件与法律适用分析 图2

这是不安抗辩权的核心要件，具体包括以下几种情形：

经营状况严重恶化： 如公司出现巨额亏损、现金流枯竭、资产被大量转移或查封等。

转移财产、抽逃资金： 后履行方通过虚假交易、关联交易或其他手段恶意减少其可执行财产。

丧失商业信誉： 因债务违约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导致其他潜在交易对手拒绝与其合作。

需要注意的是，“可能丧失履行能力”并不要求后履行方必然无法履约，而是指存在足以令人合理怀疑其履约能力的征兆。此时，先履行方需要提供相应的证据来证明自己的担忧具有合理性。

3. 后履行方的行为或状态缺乏对未来的实质性改善

不安抗辩权的核心在于保护先履行方免受预期损失，而非仅仅针对过去违约行为的救济。即使后履行方存在某些问题，但如果这些问题可以通过后续努力得以解决，则不能滥用不安抗辩权阻碍正常交易。

案例分析：

某建筑公司C与某材料供应商D签订了一份长期合作协议，约定C向D提供工程订单，而D则需按期交付建筑材料。在合作过程中，D因管理不善导致部分原材料未能按时交付，但随后通过改进内部管理措施恢复了正常的供应能力。在此情况下，C不得滥用不安抗辩权单方面终止合同。

不安抗辩权的行使程序与法律后果

1. 行使程序

及时通知： 先履行方应在发现后履行方存在履约风险时，及时向其发出书面通知，告知中止履行的决定。

举证责任： 先履行方需承担证明后履行方存在不能履行债务的具体情形的责任。这包括提供财务报表、银行流水记录、法院判决文件等。

催告义务： 若后履行方在合理期限内恢复履约能力，则先履行方不得持续保持中止履行状态。

2. 法律后果

中止履行： 先履行方行使不安抗辩权后，合同履行暂时停止，但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仍然存在。

解除合同： 如果后履行方在合理期限内未能恢复履约能力或未提供适当担保，则先履行方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对方返还已履行部分的对价。

损害赔偿： 若后履行方因不安抗辩权的行使而遭受损失，需证明这种损失系由先履行方滥用权利所致。

不安抗辩权滥用的防范与规制

在司法实践中，不乏有当事人滥用不安抗辩权的情形。部分企业为了规避合同义务，故意夸大后履行方的风险状况，甚至捏造事实提起诉讼。为防止这一现象，《合同法》第六十九条明确规定了“恶意中止履行”的法律责任。

1. 主观恶意的认定

先履行方是否具有滥用不安抗辩权的主观故意？

其行为是否符合公平、合理的原则，而非基于商业利益考量？

2. 客观后果的评估

后履行方是否因先履行方的中止行为遭受了实际损失？

损失与不安抗辩权行使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司法实践中，法院会综合考虑双方的交易历史、行业惯例以及履约能力评估等因素来判断不安抗辩权的正当性。若被认定为滥用，则需承担赔偿责任。

实务中的争议问题

1. “合理期限”的界定

在司法实践中，“合理期限”并无统一标准，通常由法院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如行业特点、市场环境、企业规模）来确定。

典型案例：

某贸易公司E与某制造公司F签订了一份年度采购协议。在履约过程中，E因自身资金链断裂而申请破产保护。此时，F要求中止履行合同并主张不安抗辩权。法院认为，合理期限应不超过三个月。在此期间内，若F未恢复履约能力，则需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2. 电子证据的效力

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商务活动通过、即时通讯工具等电子方式完成。在不安抗辩权纠纷中，电子证据能否作为有效证据使用？

根据《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16条的规定，电子数据经合法途径取得并能证明待证事实时，可以作为定案依据。在行使不安抗辩权的通知程序中，双方应尽量通过书面形式固定证据。

不安抗辩权是合同履行过程中的一项重要制度设计，旨在平衡双方利益关系，维护交易安全。但在实际操作中，各方需严格遵守法律程序，并避免滥用行为。法官在裁判时也应坚持公平原则，综合考量案件具体情况，确保既保护合法权益，又维护市场秩序。

（本文所有信息均为虚构，不涉及真实个人或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