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权在紧急避险中的法律适用与争议探讨

在中国的法律体系中，生命权被视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受到宪法和法律的高度保护。在特定情况下，当面临紧迫危险时，紧急避险作为一种合法行为，是否能够突破对生命权的绝对保护，成为法律理论与实务界长期关注的重要问题。结合相关法律规定、典型案例及学界观点，深入探讨生命权在紧急避险中的法律适用边界及其争议。

紧急避险制度的基本法律框架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82条规定，紧急避险是指“为了使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的合法权益免受正在发生的损害危险，不得已而采取的损害另一较小利益的行为”。从立法规定紧急避险具有以下特征：必须是在面临现实且紧迫的危险；行为人采取了必要的措施；目的是保护更大的利益。在生命权与财产权等其他权益发生冲突时，法律通常倾向于优先保护生命权。

在特定情况下，当生命权与其他合法权益发生冲突时，如何衡平各方利益成为难点。当一个人为了自救而采取损害他人财产的行为是否构成紧急避险？根据《民法典》第182条第二款规定，“因紧急避险造成损害的，由引起险情发生的人承担责任”，这意味着在特定情况下，即使损害他人的合法权益，也可以作为紧急避险行为得到法律的认可。

生命权能否成为紧急避险的对象

关于生命权本身是否可以成为紧急避险的对象，这一问题在理论界和实务中存在较大争议。支持的观点认为，在极端情况下，为了保护更多人的生命安全，牺牲少数人或他人的生命是可以接受的。在战争或自然灾害等特殊情境下，些选择可能是出于无奈且符合人性道德。

生命权在紧急避险中的法律适用与争议探讨 图1

反对观点则强调生命权的不可侵犯性。在正常社会秩序下，任何形式的生命剥夺都应当被禁止，即使出于紧急避险的目的。这种观点认为，将生命权作为紧急避险的对象，可能会导致法律对生命的保护力度被削弱，从而引发一系列伦理和法律问题。

从实践案例来看，这一争议主要涉及两种情形：其一是当个人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胁时，是否可以采取极端手段保护自己；其二是当多个生命面临危险时，如何在有限资源下作出选择。在“地铁车厢高温事件”中，乘客因车厢内温度过高导致呼吸困难，个别乘客采取过激行为要求工作人员开启车门，这一行为是否构成紧急避险？此类案例反映出法律实务中对生命权保护与社会秩序维护之间的平衡难点。

学界关于生命权保护的理论探讨

学界对于生命权能否成为紧急避险对象的问题存在不同观点。一种是“优先保护论”，认为在危及生命的紧要关头，应当优先保护人的生命权，即使这意味着需要损害其他权益。这种观点强调人本主义理念，主张生命价值高于其他利益。

另一种则是“相对保护论”，认为虽然生命权重要，但并非绝对不可侵犯的权利。当公共安全受到威胁或存在更大社会危害时，可能需要采取必要的限制措施。这种观点更多立足于社会治理的现实需求，注重法律条文的可操作性和社会效果。

还有学者提出“比则”的适用，主张在紧急避险中应当考察危险程度、避险手段及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关系。这种方法试图平衡各方利益，在保护生命权的避免过度侵害他人权益。

实务中的法律适用难点

从实务角度看，关于生命权能否成为紧急避险的对象这一问题，司法实践中往往需要综合考虑案件的具体情况。在“公交车坠江事件”中，乘客因与司机争执抢夺方向盘，最终导致重大人员伤亡。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通常会考察行为人是否存在过失、危险的紧迫性以及采取措施的合理性等因素。

又如在“小区电梯困人事件”中，被困人员因恐慌试图强行扒开电梯门而受伤，这种情况下是否构成紧急避险？法院需综合评估其行为与危险程度之间的关系。这表明，在具体案件中，法院需要结合行为人的主观意图、事发情境的紧迫性以及采取的手段是否合理这三个要素进行判断。

完善法律制度的建议

鉴于前述争议和实务中的难点，笔者认为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相关法律规定：明确紧急避险中生命权保护的边界，既要保障公民的生命安全，也要避免过度扩张紧急避险的适用范围；加强对特殊情况下生命权保护的研究，在诸如公共卫生事件、自然灾害等突发公共安全事件中，明确政府和公民的权利义务关系；建立风险评估机制，在出现重大公共安全隐患时，及时采取预防措施，减少因极端行为而引发的次生灾害。

生命权在紧急避险中的法律适用与争议探讨 图2

生命权是人最基本的权利，紧急避险制度的设计目的是在危及人身安全的情况下为公民提供法律保护。当生命权与其他权益发生冲突时，如何在法治框架内实现衡平，需要理论界和实务部门进一步研究探索。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法学研究的深入，关于生命权能否成为紧急避险对象的争议将逐步得到解决，并形成更加完善的法律规定和社会治理机制。

（全文完）

（本文所有信息均为虚构，不涉及真实个人或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