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刑法中的行贿规定及其法律适用问题探讨

问题已成为全球性的社会毒瘤，而行贿与受贿作为行为的主要表现形式，始终是各国反斗争的重点。在中国，刑法对于行贿行为的规定一直是打击的重要法律之一。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关于行贿规定的适用范围、刑罚设置以及与其他犯罪的关系等问题，仍然存在较大的争议。深入探讨中国刑法中与行贿相关的法律规定，并结合司法实践中的典型案例，分析当前法律适用中存在的问题及其解决路径。

刑法中的行贿规定概述

根据《刑法》“受贿罪”（第385条至第394条）的规定，行贿行为是指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财物或者违反国家规定的其他物质性利益的行为。《刑法》也明确了对单位行贿、向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等不同形式的行贿行为的处罚规定。

根据《刑法》第三百八十九条：

中国刑法中的行贿规定及其法律适用问题探讨 图1

一般行贿罪：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特别行贿罪：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数额在二十万元以上不满三百万元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在三百万元以上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刑法》还规定了与行贿相关的共犯责任、从犯认定以及立功情节等重要制度。《刑法》第三百九十条明确了单位行贿罪的刑罚设置，最高可判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而《刑法》第三百九十一条则专门针对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以财物的行为作出了规定。

从理论层面来看，学者对行贿行为与受贿行为的关系有不同的认识。有观点认为，行贿与受贿是典型的“对向犯”，两者在法益侵害上具有同一性；也有观点强调，受贿罪的不法程度重于行贿罪，因此在刑罚设置上应当保持非对称结构。从司法实践来看，尽管《刑法》明文规定了对行贿行为的处罚，但长期以来，“重受贿轻行贿”的倾向仍然较为普遍。

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在司法实践中，虽然《刑法》对于行贿罪的规定日益完善，但仍存在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

1. “重受贿轻行贿”的司法导向

尽管《刑法》明确规定了对行贿行为的处罚，但现实中往往呈现出“重受贿轻行贿”的倾向。在已知的案例中，某大型国企高管因收受巨额贿赂被判处无期徒刑，而向其行贿的多家企业却仅被处以较轻的罚金或责任人未被追究刑事责任的现象并不罕见。

2. 刑罚执行中的宽宥现象

在行贿犯罪案件的审理过程中，法院往往会基于“坦白从宽、立功受奖”的政策，对行贿人给予较大幅度的刑罚减免。某些行贿人在案发后积极配合调查机关追赃挽损，或主动检举揭发其他违法行为的，往往可以判处缓刑或免予刑事处罚。

3. 立法与司法适用的冲突

在理论上，《刑法》第三百八十九条明确规定了对“因被勒索给予财物，没有获得不正当利益”的情形应减轻或者免除处罚。但实践中，对该条款的理解和适用往往存在争议。某些案件中，行贿人虽然未实际获得不正当利益，但由于其行为足以影响公正执行公务，法院仍会依据相关规定对其进行定罪量刑。

4. 单位行贿犯罪的认定难题

在单位行贿犯罪中，如何准确界定“为谋取不正当利益”与正常商业活动之间的界限，一直是司法实践中的难点。某些企业在经济活动中给予对方单位一定的好处费，但这种行为并不直接导致具体行政决定的违法性，则很难认定其构成单位行贿罪。

问题解决路径

针对上述问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改进：

刑法中的行贿规定及其法律适用问题探讨 图2

1. 调整立法政策导向

建议在修订刑法时重点考虑以下

进一步明确行贿与受贿之间的法律关系，确保两者的刑罚设置更加合理。

建立更加完善的宽宥制度，既要对主动供述、积极退赃的行贿人给予适度激励，也要避免过分强调从宽处罚而弱化了惩罚力度。

2. 加强司法统一指导

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可以通过发布指导性案例或司法解释的方式，明确以下问题：

明确“因被勒索而行贿”的认定标准，避免各地法院在适用法律时出现偏差。

对于单位行贿犯罪中的“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要件作出更加具体的界定。

3. 完善配套制度建设

通过建立行贿记录查询系统、完善反国际合作机制等方式，提高打击行贿行为的效率。也要加强对行贿人合法权益的保护，避免因过度追责而对个人或企业造成不必要的负面影响。

刑法中的行贿规定是反斗争的重要法律工具，但在具体适用过程中仍存在诸多值得探讨的问题。只有通过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相结合的方式，才能不断推动相关法律制度的完善与发展，为构建更加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

未来的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向展开：

研究域外刑法中对行贿罪规定的经验与启示；

探讨特殊行业、特殊领域的行贿犯罪特点及其应对策略；

近年来反司法实践中积累的成功经验，提炼可复制的制度创新点。

（本文所有信息均为虚构，不涉及真实个人或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