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刑法定原则|当代法律适用与司法实践

罪刑法定原则的当代发展

罪刑法定原则是现代刑法的核心，其核心内容在于“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和“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这一原则旨在限制国家权力的扩张，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避免司法 arbitrariness（任意性）。在当代，罪刑法定原则经历了从理论探讨到法律实践的深化过程。

高铭暄教授在其学术生涯中，积极推动了这一原则在刑法中的确立。他认为，罪刑法定不仅是对犯罪行为的定性依据，更是维护社会公正与保障的重要防线。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制定，标志着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的初步确立。在实际司法实践中，该原则的适用仍需不断完善。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法律体系的完善，《刑法修正案》的出台进一步强化了罪刑法定原则的地位。2017年《刑法修正案（九）》取消了“投机倒把罪”，反映了对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需求的适应性。这一过程中，高铭暄教授提出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也为罪刑法定原则的具体适用提供了理论支持。

罪刑法定原则|当代法律适用与司法实践 图1

无罪推定原则与罪刑法定原则的关系

无罪推定原则是现代刑事诉讼法的重要支柱，与罪刑法定原则共同构成了刑事法治的两大基石。在审判程序中，被告人被推定为无罪，除非经过法律规定的严格审理程序证实其有罪。

在司法实践中，有时会出现公诉机关在起诉书中过分强调犯罪事实的指控，甚至在法庭辩论过程中将被告人的身份定位为“犯罪人”进行教育性劝说。这种做法不仅偏离了法庭辩论的核心目的，更与无罪推定原则的基本要求相悖。

《刑事诉讼法》第58条明确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不得确定任何人有罪。”这一条款的确立，旨在强化无罪推定原则。但在部分案件中，公诉人可能会在起诉书中加入过多的犯罪原因剖析和教育内容，这既影响了法庭辩论的效率，也削弱了对被告利的保障。

法律适用中的问题与出路

1. 类比解释的问题

在司法实践中，法官有时会面临立法滞后于社会发展的困境。为了追求个案正义，部分法官可能会采取类比解释的方式处理案件。但高铭暄教授始终坚持认为，刑法当坚持“罪刑法定”原则，罪名不能类推，只能由法律条文明确规定。

这种观点在1979年《刑法》的制定和修订过程中得到了体现。“流氓罪”的取消即反映了对模糊罪名的规避，以防止司法 arbitrariness。

2. 规范冲突的处理

在处理新类型犯罪时，如何既符合法律规定，又适应社会发展需求，是法官面临的难题。此时，需综合考虑法律背后的立法精神和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

在网络犯罪频发的情况下，如何适用现有刑法条文成为新的挑战。此时，必须严格遵循罪刑法定原则，防止因对法律条文的过度解读而扩张国家权力。

3.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理解

高铭暄教授提出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强调，在定罪量刑时，既要考虑法律规定，又要兼顾社会效果。这一政策的实施要求法官在适用法律时，做到既不枉法裁判，又不失人情味。

在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时，应当充分考虑到其生理和心理特点，给予必要的宽宥和教育机会。这部分内容体现了对的尊重，也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精神。

司法实践中的具体问题与应对

1. 庭前会议的作用

在审判过程中，庭前会议的作用日益重要。该机制为控辩双方提供了提前解决程序性争议的机会，避免了法庭时间的浪费。这种做法既提高了审判效率，也有助于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2. 繁简分流程序

针对不同案件的复杂程度，《刑事诉讼法》规定了繁简分流程序。简单案件适用简易程序，疑难案件则转入普通程序。这一机制的确立，有助于提高司法效率，也确保了案件质量。

3. 裁判文书的说理部分

高铭暄教授强调，裁判文书必须注重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的理由说明。在罪刑法定原则指导下，法院应当尽量避免概括性描述，而要以具体的法律规定为依据作出判决。

回顾高铭暄教授关于罪刑法定原则的理论贡献与实践探索，我们这一原则不仅在刑事法治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宝贵经验。未来的法律发展应当继续深化对这一原则的研究和应用，确保其在社会变迁中的生命力。

罪刑法定原则|当代法律适用与司法实践 图2

在当代，罪刑法定原则不仅是刑法的基础性原则，更是维护社会公正与保障的重要防线。通过不断完善相关配套制度的建设，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一原则将在未来的司法实践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法治进程不断向前发展。

参考文献：

1. 高铭暄，《刑法原理》

2. 马克昌，《刑事法治原理》

3. 相关《刑法修正案》和《刑事诉讼法》条文

（本文所有信息均为虚构，不涉及真实个人或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