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查阶段律师能否调查取证——法理与实务的深度探讨

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不断推进，刑事诉讼程序中的辩护权保障问题备受关注。尤其是在侦查阶段，律师作为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重要维护者，在调查取证方面的作用至关重要。从法律条文解读、司法实践分析、域外经验借鉴等多个维度，全面探讨侦查阶段律师是否可以进行调查取证这一核心问题。

法理基础：我国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三条规定：“辩护律师经证人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也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这一条款原则上赋予了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进行调查取证的权利。在实际操作中，对该条文的理解和适用存在一定的争议。

从体系解释的角度看，刑事诉讼法旨在平衡控方与辩方的力量，确保案件事实能够得到全面、客观的查明。《刑诉法》第四十三条的规定不仅仅是一个形式上的权利赋予，而是具有实质性的程序保障功能。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调查取证权，是实现这一立法意图的重要手段。

侦查阶段律师能否调查取证——法理与实务的深度探讨 图1

司法实践中的常见争议与困境

尽管法律条文明确了辩护律师的部分调查取证权限，但在司法实践中，该问题却存在广泛争议：

1. 控方的制约：侦查机关和检察机关常以案件尚在侦办过程中为由，限制甚至剥夺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机会。这种做法表面上符合诉讼效率原则，却忽视了程序正义的基本要求。

2. 证据收集范围界定模糊：法律对“与本案有关”的材料范围并未作出清晰界定。实践中，控方往往以防止干扰侦查为由，对辩方的取证活动设置重重障碍。

3. 救济渠道不足：当辩护律师的调查权益受到侵犯时，缺乏有效的申诉和补救机制。这使得即使存在争议，律师也难以通过合法途径维护自身权利。

允许律师调查取证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从理论层面讲，赋予辩方合理的调查取证权具有充分的法理依据。这种权利安排既符合国际通行的控辩平等原则，也有助于实现案件真相的最大化发现。

在实践层面，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调查活动具有积极意义：

弥补公诉方证据不足：通过辩护律师的主动调查，可以发现新的事实和证据，避免案件因单方面证据定性而产生偏差。

促进程序正义：保障辩方的知情权和参与权，是实现司法公正的重要途径。

制度完善的方向与建议

基于上述分析，为进一步明确侦查阶段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改进：

1. 明确权利范围：在《刑事诉讼法》中对辩护律师可以收集证据的具体类型和方式作出详细规定。明确列出哪些类型的证据可以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自行收集，哪些需要经过申请。

侦查阶段律师能否调查取证——法理与实务的深度探讨 图2

2. 制定操作细则：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应通过司法解释的形式，细化调查取证的相关程序，确保法律条文能够真正落地实施。

3. 完善救济机制：建立有效的申诉渠道，当辩护律师的调查权益遭受侵犯时，可以及时获得公正处理。

4. 加强律师权益保障：通过培训和指导，提升律师在侦查阶段的实践能力。加强对侵犯律师执业权行为的监督和惩处力度。

域外经验借鉴

从域外经验来看，许多国家和地区对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的权利赋予较为充分：

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明确保障了辩方在各个阶段的调查权。律师不仅可以调取对自己有利的证据，还有权申请法院命令对方提供相关材料。

英国：在刑事案件中，辩护律师自案件进入正式程序后即享有广泛的调查取证权。即使是在侦查阶段，律师也能够在一定范围内开展调查活动。

这些经验表明，适当赋予辩方调查权，并不会影响到侦查机关的正常工作，反而有助于实现司法公正和效率的最大化。

允许并保障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进行合理调查取证，不仅是法治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维护被告人合法权益的关键环节。通过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强化对辩方权利的程序性保障，可以在确保诉讼效率的最大限度地实现案件事实的全面查明，推动我国司法文明水平的整体提升。

深化对《刑诉法》第四十三条的理解和适用，当前辩护律师调查取证面临的现实困境，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建立起一套符合国情、体现程序正义的辩护人调查取证制度，既是时代的呼唤，也是法治建设的必然要求。

（本文所有信息均为虚构，不涉及真实个人或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