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犯罪司法实践中的困境与突破

共同犯罪的概念及其在海关监管中的表现形式

共同犯罪是指两人或两人以上，基于共同的故意，实施行为所构成的犯罪。在中国刑法体系中，犯罪属于危害国家经济管理秩序的严重犯罪行为，其不仅损害了国家的财政收入，还可能对国际贸易秩序和市场经济公平性造成破坏。在海关监管过程中，共同犯罪的表现形式多样，既包括直接参与活动的行为人，也包括为提供帮助、支持或便利的行为人。

事中通（以下简称“事中通犯罪”），全称是“通关环节的共同犯罪”，是指在货物进出口申报和清关过程中，不同主体之间通过分工，共同完成行为的全过程。这类犯罪通常涉及多个环节和主体，包括货主、承运人、报关行、货运代理等多个角色。企业作为终端货主，以低价包税方式委托通关公司进口货物，该通关公司在事发后被缉拿归案，侦查机关顺藤摸瓜，根据其账本记录，在次打击中就将大部分涉案数额较大的货主单位予以归案，并移送审查起诉。

在海关监管过程中，事中通犯罪的最大特点是行为链条长、参与主体多。从货物的进口申报到最终清关完毕，每个环节都可能有不同主体参与其中。一艘民船运输非法成品油入境案件中，船上几乎都是临时招募的日结船工，包括洗菜做饭的最基层船工，都被认定为共同犯罪并追究刑事责任。这种情况下，司法实践中往往需要对多个环节的行为人进行定罪量刑，从而形成了高度复杂的法律问题。

共同犯罪司法实践中的困境与突破 图1

事中通共同犯罪中的定罪困境与司法实践中的难题

在事中通共同犯罪的司法实践中，定罪方面的主要困境在于主观故意认定和客观证据标准的统一性问题。主观故意是区分罪与非罪的关键要素，但在实际操作中，如何证明不同环节的行为人具有共同的故意成为一大难点。

企业作为终端货主，在若干年前曾以低价包税方式委托通关公司进口货物。该通关公司在事发后的一次专项行动中被缉拿归案，侦查机关顺藤摸瓜，根据其账本记录，在次打击中就将大部分涉案数额较大的货主单位予以归案，并移送审查起诉。这种情况下，如何证明终端货主企业具有共同的故意，便成为司法实践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共同犯罪司法实践中的困境与突破 图2

事中通犯罪中的证据收集和事实认定也面临诸多挑战。部分行为人可能仅参与了个具体环节的行为（如申报、运输等），而未全程参与活动。这种情况下，如何判断其是否具有共同故意，以及其在犯罪链条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就需要更加细致的法律分析。

事中通共同犯罪案件的量刑失衡与审理尺度统一问题

在司法实践中，事中通共同犯罪案件往往呈现出明显的量刑失衡现象。在同一犯罪链条中的不同行为人，可能因其所处的地位和作用差异，而被判处相差悬殊的刑罚。这种差异不仅体现在主犯与从犯之间，也表现在同为从犯的不同行为人之间。

以低价包税进口货物案件为例，侦查机关最终认定的涉案主体包括货主、通关公司负责人、报关行人员等，不同主体因在犯罪链条中所处的位置和作用大小不同，而被判处不同的刑罚。这种量刑差异虽然表面上看似合理（因为其参与程度不同），但可能导致人们对司法公正性的质疑。

为了实现司法的公平与正义，必须加强对事中通共同犯罪案件审理尺度的统一性研究。这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明确主观故意认定的具体标准；建立更加科学合理的量刑规范；加强案例指导和法律适用统一机制的建设。

共同犯罪司法实践优化路径

针对事中通共同犯罪案件面临的困境，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寻求突破和完善：

1. 明确主观故意认定规则：在事中通共同犯罪案件中，应当将行为人是否具有共同故意作为定罪的关键要素。实践中可以通过审查各方之间的沟通记录、合同协议、分工协作情况等证据，综合判断其主观故意的存在。

2. 统一裁判尺度：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应当出台更加详细的司法解释或指导性案例，明确相关法律适用标准。各级法院之间也应当加强交流与协调，确保同类案件的审理结果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3. 强化区分主从犯意识：在事中通共同犯罪案件中，必须严格按照刑法关于主犯和从犯的规定进行定罪量刑。对于仅参与部分环节、情节较轻的行为人，应当依法从宽处理；而对于策划、组织和指挥活动的主犯，则应当予以严厉打击。

4. 注重证据收集与事实认定：在侦查和审理阶段，必须加强对客观证据的收集和审查工作。在认定行为人的主观故意时，应当结合其在犯罪链条中的具体作用和行为表现，避免单纯依据推断或推测作出。

事中通共同犯罪是我国犯罪活动中的突出表现形式，其复杂性和多样性的特点给司法实践带来了诸多挑战。在司法实践中，既要严格依法打击犯罪，又要注重保护合法主体的权益；既要实现公正司法的目标，又要维护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通过对事中通共同犯罪案件的深入研究和分析，我们应当逐步建立起一套科学、完善的法律适用标准体系，并形成统一的执法尺度。这不仅是优化共同犯罪司法实践的关键所在，也是推动我国海关法治建设的重要内容。

（本文所有信息均为虚构，不涉及真实个人或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