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赔偿归责原则及其适用问题研究

国家赔偿制度是现代法治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在于通过法定程序和标准，对因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违法行为导致的权利损害予以补救。而归责原则作为国家赔偿的核心问题之一，直接关系到赔偿范围、赔偿方式以及赔偿责任的具体承担。我国《国家赔偿法》自195年实施以来，在实践中暴露出诸多问题，尤其是在归责原则的适用上存在争议和不足。结合相关法律理论和司法实践，对我国国家赔偿中的归责原则进行深入探讨，并提出改进建议。

国家赔偿归责原则的基本内涵

归责原则，是指确认国家是否对其行为或不作为承担责任以及责任范围的依据。它是国家赔偿制度的逻辑起点，也是整个赔偿程序的核心问题。从全球范围内来看，各国在国家赔偿中的归责原则主要呈现三种模式：一是以法国为代表的公务过错理论为主、危险责任为辅的体系；二是以德国、日本等国为代表的主观过错原则体系；三是瑞士等少数国家采用的“违法原则”。我国《国家赔偿法》采用了违法行为责任制，即以行为是否违法作为判断赔偿责任的主要标准。

这种单一归责模式在实践中带来了一系列问题。一方面，由于对“明显不当”的认定存在歧义，导致不同法院之间对同一事实可能作出截然不同的判决；仅仅依赖违法行为的客观性，忽视了主观过错的考量，使得某些本应被追责的行为因未达到“违法”标准而免责。在张三诉某市公安局行政赔偿案中，法院认为公安机关在处理案件时虽存在程序瑕疵，但其行为并不构成“明显不当”，因此免予赔偿。

国家赔偿归责原则及其适用问题研究 图1

违法原则适用中的问题与争议

从实践来看，违法原则在我国国家赔偿中的适用存在明显不足。违法原则本身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由于法律条文对“违法行为”的界定不够清晰，导致司法实践中法官享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从而引发同案不同判的现象。某一线城市中级法院在审理李四诉市公安局行政许可案件时，就因为对“违法行为”认定标准的不同，作出了截然相反的判决。

“明显不当”标准的客观化使得赔偿范围过于狭窄。这一标准增加了赔偿请求人的举证难度，也限制了国家机关的责任追究。在王五诉某镇政府土地征收行政赔偿案中，法院认为政府在征地过程中虽然存在程序违法，但并未构成“明显不当”，因此判决驳回了赔偿请求。

违法原则的单一性导致法律适用中的双重标准现象频发。具体表现为：刑事赔偿和行政赔偿之间、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之间、过程违法与结果违法之间的认定标准不统一。这不仅影响了国家赔偿的公正性，也削弱了公众对法律体系的信任感。

对《国家赔偿法》的缺陷分析

通过对相关文献的研究可以发现，《国家赔偿法》在以下方面存在明显不足：

1. 归责原则单一化：过分强调违法行为责任制，忽视主观过错和结果责任的结合运用。这种单一的归责模式难以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现实。

2. 违法标准模糊化：对于“违法行为”的认定缺乏统一的判断标准，导致司法实践中法官享有过大的自由裁量权，影响了法律适用的统一性。

3. 因果关系认定复杂化：在赔偿责任成立要件中，因果关系的证明标准过高，使得许多应当获得赔偿的权利人无法及时得到救济。

上述问题的存在，不仅影响了国家赔偿制度的功能发挥，也削弱了公众对法治的信心。正如某法学教授所指出的，《国家赔偿法》的缺陷已经到了必须进行重大改革的地步。

改进建议与完善路径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改进《国家赔偿法》及归责原则的具体适用：

1. 多元化归责原则体系的构建：借鉴其他 countries的经验，在违法行为责任制的基础上，引入过错推定、结果责任等多元化的归责方式。对于故意违法情形，可以直接适用结果责任制；而对于过失违法，则可以采用行为违法加结果相结合的方式。

2. 明确“违法行为”的认定标准：通过立法或司法解释的形式，对“违法行为”、“明显不当”等关键概念作出明确规定，减少法官的自由裁量空间。可以通过列举式规定常见的违法行为类型，为司法实践提供更为明确的指引。

3. 完善因果关系证明机制：降低赔偿请求人的举证难度，通过设立举证责任倒置等方式，减轻其证明负担。引入专家证言、第三方评估等辅助手段，帮助法官准确判断因果关系。

4. 建立统一的法律适用标准：应当出台指导性意见，统一全国法院在归责原则适用上的裁判尺度。这包括明确不同类型案件的证明标准和赔偿范围，减少“同案不同判”现象的发生。

国家赔偿归责原则及其适用问题研究 图2

国家赔偿制度是法治国家的重要支柱，其核心在于通过合理、公正的归责机制，实现对公权力的有效监督和私权利的充分保障。当前我国《国家赔偿法》在归责原则的设计上存在明显缺陷，亟需进行改革和完善。只有建立起多元化的归责体系，明确违法行为认定标准，才能真正发挥国家赔偿制度的功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注：本文为法律学术探讨，案例均为虚构）

（本文所有信息均为虚构，不涉及真实个人或机构。）